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三章 伦敦的流亡者（第6/25页）

政变22后过了一年半，费利克斯·皮亚从瑞士来到了伦敦。这个勇敢的新闻记者是由于一场官司出名的23，这场官司已被他写成一本枯燥的喜剧《第欧根尼》，剧中那些味同嚼蜡、毫无风趣的警句却赢得了法国人的欢心，后来他的《捡破烂的》在圣马丁门剧院上演又使他名重一时24，当时我已为它写过一篇文章。25费·皮亚是最后一届制宪议会议员，属于“山岳派”，不知怎么在议会中还与蒲鲁东打过架26，后来曾参加1849年6月13日的抗议活动——由于这件事他不得不秘密离开法国27。像我一样，他也是用摩尔达维亚的护照潜逃到日内瓦的，在那儿他穿着摩尔人的服装上街——大概是为了引人注目。后来他迁居洛桑，有了一批人数不多的崇拜者，这些流亡的法国人把他的俏皮话当作吗哪28，从他的思想中捡取牙慧。他作为瑞士一个州的头面人物，当然不甘心沦落为伦敦某个党派的成员。但是要想作大人物的候补人选，必须拥有自己的党派，于是他的朋友们和崇拜者替他解决了难题——他们从其他党派中独立出来，自称为“伦敦革命公社”。

“革命公社”应该代表民主阵营中最革命的一派，社会主义中的共产主义一派。他们认为自己已随时做好准备，并与“玛丽安娜”29保持了最密切的联系，是丧失信心的国家中布朗基30的最忠实的代表。

阴沉的布朗基，那个迂阔严峻的读书人，革命的理论家，禁欲主义者，被多年的监狱生活弄得形容枯槁的人，现在却以费·皮亚的面目出现在伦敦，变得容光焕发，还给阴暗的思想涂上了一层鲜红的色彩，开始在英国的巴黎公社中逗人发笑了。费·皮亚写信给女王，写信给瓦莱夫斯基31（他被称为“前流亡者”和“前波兰人”），还写信给其他王公贵人，这些信都妙语横生，非常有趣，但他与布朗基有什么共同点，我实在无从明白。一般说来，他的特点在哪里，他与其他人，例如与路易·勃朗，有什么不同，普通的眼睛恐怕很难识别。

对维克多·雨果的泽西派也可以这么说。

维克多·雨果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活动家。他的诗人气质太重，幻想对他的作用太大，使他不可能成为政治家。当然，我这么说毫无贬低他的意思。他既是社会主义艺术家，又歌颂战争的荣誉，共和派的崩溃，中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白百合花32，既是子爵又是公民，既是奥尔良王朝的贵族院议员，又是12月2日的鼓动家33——这是个五光十色的伟大人物，但不是政党领袖，尽管他对两代人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谁读了《一个死囚的末日》能不对死刑问题加以深思？那具有透纳34风格的鲜明而强烈的、可怕而奇异的色彩，那种社会溃疡、贫穷和堕落的罪恶的画面，谁看了会不产生类似良心谴责的痛苦呢？

二月革命使雨果大吃一惊，他感到奇怪，不能理解，他落后了，犯了许多错误，一直站在反动的立场上，直到反动派超越了他，才使他不能容忍。戏剧审查制度和罗马事件35引起了他的愤怒，他在制宪议会的讲台上发出了响彻整个法国的讲话。36成功和掌声吸引了他，使他越走越远。最后到了1851年12月2日，他完全站起来了。在刺刀和上膛的枪支面前，他号召人民举行起义，冒着被枪杀的危险向政变发出了抗议；到了什么也不能做的时候，他离开了法国。他像一头狂怒的狮子，退到了泽西岛，喘息甫定便向皇帝本人投出了自己的《小拿破仑》，然后又发表了《惩罚集》。不论波拿巴的爪牙们怎么想方设法，要使老诗人与新皇朝妥协，都没有办到。他说：“如果法国的流亡者还有十个人，我仍要与他们在一起；如果剩了三个人，我依然在他们中间，如果只剩了一个人，那么这个流亡者就是我。在法国成为自由的法国以前，我决不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