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三章 伦敦的流亡者（第10/25页）
旧时代的背影还没有消失，新时代的脚步声刚在远处出现，我们正处在两个时代的交替时期，在后继者到来以前，警察以维护社会秩序为名掌握了大权。这时谈不到什么法律，这是必要的过渡阶段，历史上的不法时期，刑讯和监狱的天下，疫病流行时期的一种检疫措施。新秩序同时兼有君主制的一切压迫和雅各宾派的一切暴行，它的防务不是建立在思想上，也不是建立在传统偏见上，而是建立在恐怖和无知上。在一些人害怕时，另一些人就可以端起刺刀，占据要职。第一个砸断锁链的人，也许便可以占有主要的位置。不过他自己也会马上变成警察。
这使我想起2月24日晚上，科西迪耶尔拿着手枪走进巴黎警察总局的情形。他坐到刚逃走的德莱塞尔59的座位上，把秘书叫来，对他说，他已被任命为警察局长，命令他把公文拿来。秘书像对德莱塞尔一样露出恭敬的笑容，恭敬地鞠躬，然后去取公文了；公文照样运转，什么也没改变，不同的只是德莱塞尔的晚餐变成了科西迪耶尔的晚餐。
许多人知道进入警察总局的口令，但不了解历史发展的口令。时机到来时，他们便照亚历山大一世那样行事60。他们希望旧秩序受到打击，但不是致命的打击；他们中间没有贝尼格先和祖博夫61。
正因为这样，如果他们重又走进竞技场，他们会对人们的忘恩负义感到痛心；让他们这么想吧，让他们认为这只是忘恩负义吧。这是伤心的思想，但比其他许多思想还轻松一些。
其实他们最好不再涉足那儿，还是向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谈谈他们过去的伟大事业吧。不必对这劝告生气，生活在改变，不变的也成了历史的遗迹。他们留下了自己的足印，正如后来的人也会留下足印一样，但新的浪潮也会滚滚向前，超过他们，然后所有的一切：足印……活着的和遗留的——全都消失在赦免一切、忘却一切的永恒中！
许多人听了我这些话，便生我的气。一位非常可敬的先生对我说：“从您这些话看来，您只是一个无动于衷的旁观者。”
可是我到欧洲来不是为了隔岸观火。我是被形势所逼才变成旁观者的。我曾经百般忍耐，但终于筋疲力尽了。
五年中我没有见到一张明朗的脸，听到一声单纯的笑，遇到一道理解的目光。我的周围尽是医生和病理解剖员。医生总在试图治病，解剖员总在指着尸体向他们证明，他们错了，于是我终于也拿起了解剖刀；也许由于我缺乏经验，我割得太深了。
我不是作为旁观者说那些话的，我不是为了谴责；我讲是因为我心里有不能不讲的话，因为对真理的普遍不理解使我不能忍耐。我比别人清醒得早一些，这并不能使我感到轻松。只有最浅薄的庸医才会望着垂死的病人，发出沾沾自喜的微笑，说道：“瞧，我说过他拖不过晚上，现在不是吗？”
那么为什么我要忍受一切？
1856年，全体德国流亡者中最优秀的人物卡尔·舒尔茨62从威斯康星来到欧洲。他去了德国回来时对我说，大陆的精神空虚令他吃惊。我把我的《西方小品》用德语念给他听，他不能接受我的结论，仿佛这是人们既害怕又不愿相信的魅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