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三章 伦敦的流亡者（第12/25页）

不幸的是，这些孩子的山羊胡须已有些发白，高卢族圆锥形脑瓜上的头发也有些秃了。站在他们旁边的是各种类型的工人，这些人严肃得多，他们主要不是靠外在的条件，而是靠精神和共同的兴趣结合在一起的。

命运本身把他们推上了革命的道路，贫穷和觉悟又使他们变成了脚踏实地的社会主义者；因此他们的思想比较实际，决心也比较大。这些人吃得了苦，不怕失去尊严，总是默默忍受一切——这给了他们不可动摇的力量。他们不是带着美好的词句，而是带着满腔的热情和憎恨渡过英吉利海峡的。他们受压迫的地位使他们避免了资产阶级的自负心理，他们知道，他们没有时间读书，但他们希望学习，而资产阶级尽管并不比他们知道得多，却认为自己的知识已相当渊博。

他们从小受到欺凌，因此对压迫他们的不正义的社会充满仇恨。确实，在许多人那里，城市生活的腐蚀作用和贪得无厌的风气，使这种仇恨变成了羡慕。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方面向往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又反对它，正如我们一方面憎恨幸运的竞争者，另一方面又巴不得取而代之，或者对他们的享乐生活进行报复。

但是憎恨也好，羡慕也好，一些人想得到幸福也好，另一些人想报复也好，两者在西欧未来的运动中都会构成可怕的力量。他们会站在运动的最前列。在他们长期劳动的肌肉、阴森可怕的勇气和咄咄逼人的复仇意志面前，保守派和雄辩家能做什么？在工人的号召下，乡村的蝗虫漫山遍野出现时，其他的市民又能做什么？农民战争已被人们遗忘，最后一批流亡的农民得上溯到南特敕令69撤销的时候，而旺代70也在硝烟中沉默了。现在多亏12月2日，我们又亲眼看到了穿木底鞋的流亡者71。

政变之后，在法国南部，从比利牛斯山到阿尔卑斯山的乡村中，居民纷纷抬起了头，似乎在问：“我们的时间到了吗？”但是起义一开始就遭到了大批军警的镇压，接着又来了军法委员会，宪兵和警察成群结队，在大大小小的村庄和道路上进行搜捕。农民的圣殿——家庭和住宅，受到了警察的蹂躏；当局要求妻子告发丈夫，儿子告发父亲，亲属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乡丁一句告密的话，就可以把一家之主的父亲，白发苍苍的老人，青年和妇女，关进监狱。审判粗枝大叶，成批进行，除了个别的人偶然获释以外，统统被送往朗贝萨或卡宴。漏网的便自行逃往西班牙和萨伏依，或从瓦尔桥越境出走。72

我不太了解农民的情形。在伦敦时，我见过几个乘小船从卡宴逃亡的人；这是一次置生死于不顾的大胆行动，它比一本书更能说明他们的性格。他们几乎都是从比利牛斯山来的。这完全是另一种人，肩膀宽阔，身材高大，面貌粗犷，毫无法国城里人那种身材瘦长、没精打采的样子，那种贫血的、胡子稀稀拉拉的外表。家庭的毁灭和卡宴的监狱教育了他们。他们大多很少说话；一个四十来岁的大力士式人物，大部分时间都一声不吭，有一次对我说：“我们总有一天还要回去，我们要与他们算账！”他们看不惯其他流亡者，对他们的集会和演说也不感兴趣……过了三个星期，他们来与我告别：“我们不想过游手好闲的生活，而且这里太枯燥，我们要去西班牙的桑坦德省，那里答应给我们工作——当伐木工。”我又看了一眼这些未来伐木工那严峻英勇的外表，那肌肉发达的胳臂，心想：“但愿他们的斧头只用来砍栗树和栎树，那就好了。”

在城市工人胸中翻腾起伏的那种吞噬一切的、桀骜不驯的力量，我接触得比较多。73

这是一种原始的自发力量，它在黑暗中蠢动，多亏人力的控制和它自身的蒙昧无知才没有成为脱缰的野马，但一有机会，仍会奔腾而出，形成一股摧毁一切的怒火，带来恐怖和混乱；但是在我们谈到这些方面以前，先得再谈一下法国革命的最后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