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五章（第9/14页）

这一切当然只是一纸空文。事实上，把土地划归私人占有，已成为盗窃国家财富和迫害农民的万恶根源。

获得了租赁权的达官贵人，通常把自己的权利出售给商人，或者千方百计通过省政当局，违反规定侵占某些特殊地段。奥尔洛夫伯爵领到的份地，便正好是萨拉托夫省的一条大路和一片饲养牲畜的牧场。

因此毫不奇怪，一天早晨，科捷利尼奇县达罗夫乡的农民突然发现，从打谷场和住房起的整片土地，都已划归一些商人私人所有了，这些商人是从坎克林伯爵28的一个亲戚那里买到租赁权的。商人们规定了土地的租金。从此开始了诉讼。税务局已被商人收买，而且不敢得罪坎克林的亲戚，只好敷衍了事。但是农民不肯罢休，推派了两名能说会道的代表进京告状。案子到了最高法院。土地丈量局发现农民是对的，但不知道怎么办，便向坎克林请示。坎克林直截了当承认土地划分错了，但认为已无法归还原主，因为从那时以后，这片土地可能已经转卖，它的所有人对土地可能已作了各种改进。好在伯爵手中有的是国家土地，他愿意用另一边同等数量的土地赔偿农民。这么办皆大欢喜，只有农民不满意。首先，开垦荒地不是容易的事；其次，另一边的土地其实是不适宜耕种的沼泽地。达罗夫乡的农民主要从事谷物耕种，不是靠打野鸡山鹬过活的，因此他们重新上诉。

这时税务局和财政部把新案子与旧案子分开，单独处理，找出了一条法律，根据这条法律，如果分到的土地不宜耕作，不是重分，而是增加一半数量。这样，它们下令除沼泽以外，再划出半个沼泽给达罗夫农民。

农民又向最高法院上告，但是案子还没审理，土地丈量局已送来了新土地的平面图，图样照例是彩色精装的，用星号标明风向，还附有各种斜方形符号的相应说明，但主要是注明每俄亩应付款若干。农民们发现，不仅不给土地，还向他们趁机勒索，便干脆拒绝付钱。

县长报告了秋法耶夫。秋法耶夫派维亚特卡市警察局长带了警察去强制执行。警察一到，立即逮捕了几个农民，打了一顿，平息了事端，还把“罪犯”送交刑事法庭审问。一星期中，警察局长喊哑了嗓门。几个农民受了笞刑，被押送西伯利亚永久流放。

两年后，皇太子路过达罗夫乡，农民们向他递了诉状。他下令调查案件。我为此编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这次审查结果如何，我不知道，只是听说，流放者赦回了，至于土地是否物归原主，则不得而知了。

最后，我还要讲一下著名的马铃薯暴动事件，以及尼古拉如何把彼得堡的文化福利带给流浪的吉卜赛民族。

俄国农民不愿种马铃薯，这和从前全欧洲的农民没有什么不同，仿佛本能在告诉他们，这是劣等食物，既不能长力气，也不能增强体质。然而精明的地主和许多国有村庄，在马铃薯恐怖发生前很久，已开始种“地苹果”了。但是俄国政府历来反对“自发倾向”，一切必须服从它的指挥棒，按照军法精神统一行动。

喀山省和一部分维亚特卡省的农民种了马铃薯。马铃薯收成时，部里忽发奇想，要在各乡建立中心地窖。地窖计划制订了，命令下达了，地窖也挖好了；初冬时节，农民怀着沉痛的心情把马铃薯运进中心地窖。但是下一年春天，想强迫他们种冻坏的马铃薯时，他们拒绝了。的确，驱使人们去干显然毫无意义的蠢事，这是对劳动最粗暴的侮辱。这种反对便被说成暴动向上呈报了。基谢廖夫大臣29从彼得堡派了一个官员来，这人聪明能干，在第一个乡里向每人收一卢布，准许他们不种冻坏的马铃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