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五章（第7/14页）

我到这儿前几年，有个县长捞钱捞得忘了分寸，把尸体载到了俄国居民的大村庄里。记得他是索贿二百卢布，村长召集居民商量，居民只肯出一百卢布。县长不让步。居民们恼火了，把他与两个文书锁在乡公所内。现在轮到他们威胁他了，对他说要烧死他。县长不相信；农民在屋子周围堆了干草，把一百卢布钞票扎在木杆上，从窗口递给他，算是最后通牒。县长不愧是个英雄，仍坚持二百卢布。于是农民从四周点起了火，地方当局的三位穆西乌斯·斯凯沃拉18也终于葬身火窟。这案子后来闹到了最高法院。

沃恰克人的村子一般比俄国人的村子穷得多。

“朋友，你生活得很不好啊。”我在沃恰克人的小屋子里等马时，对这家主人说。这屋子歪歪斜斜的，又没烟囱，屋里黑咕隆咚，窗开在背后，是对着院子的。

“老爷，有什么法子，我们太穷，钱要留着应付困难日子呢。”

“得啦，还有比这更困难的日子不成，老大爷。”我对他说道，给他斟了一杯罗姆酒。“喝吧，解解闷。”

“咱不喝。”沃恰克人回答，不眨眼地盯着酒杯，又怀疑地瞅我一眼。

“不要紧，喝吧。”

“请你自己先喝一杯。”

我喝了，沃恰克人也喝了。

“你是干什么的？”他问，“从省里来办事吗？”

“不，”我回答，“我是路过这儿，是上维亚特卡的。”

他一听，放心多了，向四周瞧了一下，然后解释似的对我说道：

“困难日子，那是指县长和神父来的时候。”

关于后者，我想讲几句话。我们的神父已一天天变得像教会的警察了，这是我们的教会学会了拜占庭唯命是从的作风，我们的皇帝在宗教事务上成了最高主教之后，必然带来的后果。

芬兰族居民中，一部分早在彼得大帝前已经受洗，另一部分在伊丽莎白女皇时期领了洗礼，还有一部分仍是异教徒。在伊丽莎白时期皈依的，大部分暗中仍信奉自己那悲苦的原始宗教。19

每隔两三年，县长或警察所长总要带了神父，到各乡视察，了解沃恰克人中谁斋戒祈祷，谁不，为什么不。他们被处罚，关进监狱，鞭打，强迫交纳圣礼费。县长和神父的主要目的是寻找证据，证明沃恰克人没有放弃从前的异教仪式。教会的密探和县衙门的传教士在那里闹得鸡犬不宁，搜刮大量罚金，制造“困难日子”，然后一走了事，让这里一切照旧，以便过一两年带了皮鞭和十字架再度光临，重演故伎。

1835年，神圣的东正教事务管理局认为，必须使维亚特卡省皈依上帝，把车累米西族异教徒改造为东正教徒。

这个改革是俄国政府推行的一切伟大德政的典范，它粉饰门面，自吹自擂，弄虚作假，然后冠冕堂皇地加以总结，使一些人大发横财，另一些人吃尽苦头。

总主教菲拉列特派了一名干练的神父去做传教士，他名叫库尔巴诺夫斯基。这人患了俄罗斯病——虚荣症，一下去就雷厉风行，决心不顾一切，要把上天的恩惠送给车累米西人。起先他试图传道，但不久就厌烦了。事实上，靠这种老方法能收到多大效果呢？

车累米西人一旦明白真相，就把自己的教士派来了。这些教士粗野、狂热、机灵，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之后，对库尔巴诺夫斯基说道：

“森林里有白桦，高大的松柏和云杉，也有矮小的香桧。上帝同样允许它们生长，没有命令香桧变成松柏。我们应该也像一片树林，彼此相安无事。我们可以是白桦，我们照旧是香桧。我们不妨碍你们，我们为皇上祈福，缴税纳捐，服兵役，可是不能背叛我们的神。”20

库尔巴诺夫斯基看到，跟这些人没法商量，他也当不成基里尔和梅福季21的角色，于是去找县长。县长高兴极啦，他早想向教会表示自己的忠诚——他是没有受过洗礼的鞑靼人，即正统的伊斯兰教徒，名叫杰夫列特-基尔杰耶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