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海岸（第4/11页）

毋庸置疑，诉讼已提上议程。佐拉作为控方证人得到传讯，出庭指认铁手套。别看他声名狼藉，在医学界却有不少关系。现在，佐拉左右为难，如果把责任定给那个她鄙视多年的男人，就可能眼睁睁看着刚刚起步的事业和名声付诸东流；头一回，没有人可以指点她怎么做才是万无一失的，我不行，她父亲也不行，新男朋友就更别提了。出发后，我们先到联合诊所总部完成简报和培训的工作，在那一星期里，无论是对我的好奇心还是公诉人没完没了的电话，她都以坚决而彻底的沉默作答。直到昨天她才破天荒地承认，等我们返城后，她想听听我外公的意见。过去的半个月里，她没在医院里看到他，也就没看到他的面孔日渐苍白、包着骨头的皮肉越来越松垮。

我们看着海关官员没收了那对老夫妻的两罐海滩砾石，招呼下一辆车上前；他站到我们的车边，用二十分钟检查了护照、身份证和大学开具的证明信。他打开医药冷藏箱，在沥青路面上一字排开，这时候，佐拉弯腰凑近他，手臂交叉在胸前。“你明白的吧，东西放在冷藏箱里，就是说那东西对温度非常敏感，难道他们在乡村教室里没教过你什么叫冷藏吗？”他知道一切按部就班，没什么可疑的，也知道他没权利动我们一根汗毛。这让他不爽，因而更费周章地搜查我们的车，又用了三十分钟查看有没有武器、偷渡客、贝类或是任何缺少证明文件的宠物。

十二年前，也就是战前，布莱加维纳的人就是我们的人。国境线形同虚设，你可以开车、飞行、步行，走森林、走水路、走平原，想怎么过境都行。以前你过边境时，给官员的是三明治或腌甜椒。没人问你叫什么─不过，事实终于证明，每个人显然都为自己的族姓家名焦虑过。我们在布莱加维纳的任务在于重建。我们大学希望和地方政府合作，帮几家孤儿院步入正轨，并逐步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跨境回归本城。从长远的外交意义上说，这才是我们此行的真正目的，但在外行人眼里，佐拉和我去那里无外乎是给孤儿们做些卫生工作，看看他们有没有得肺炎或肺结核、长没长虱子，战争中和战后数年的饥荒中很多人得了腮腺炎、麻疹、风疹或相关疾病，所以还要给孩子们打疫苗；事实上，他们成为孤儿恰是因为我们的士兵杀死了他们的双亲和家人。我们在布莱加维纳的联络人是安通神父，是名圣方济各会的修士，他总是热情周到地给我们的传呼机留言，向我们确保此行平安无碍，并保证他的父母正期盼着好好招待我们，不用担心给他们添麻烦。他的声音总是那么欢快，根本听不出来前三年里吃了多少苦头─他要筹措资金建起海岸边第一所官方孤儿院，与此同时，还在一座仅供二十名修士食宿的修道院里养活了六十个孤儿。

我和佐拉是二十多年形影不离的死党，在生活让我们分道扬镳之前，我们共赴这次慈善之旅。我们总是披着白大褂，甚至下班后也穿着，既让人信任，又惹人不安。我们带着四只装满MMR-II和IPV小瓶疫苗的冷藏箱，因而没人可以阻挡我们；还带了许多盒糖果，因为我们相信一旦开始接种，孩子们就会哭叫不止，那就是糖果大显身手的时候。我们有一张老地图，哪怕隔了这么多年已经完全不准确了，我们还是把它放在车里。不管开车去哪里，我们都用这张涂满记号的地图：用大叉画掉的部分是去某次医学会议时要绕行的地区；简笔画的小人标志着我们曾经很喜欢的山顶度假村，他怀抱的滑雪板画得相当粗糙，而那地方已经不再属于我们国家。

我在那张地图上找不到兹德拉夫克夫，外公去世的地方，也找不到布莱加维纳，但事前就知道地图上没有标，所以我们已经标上去了。那是新边境线以东四十公里的海边小村。我们在紧贴海边、满是红屋顶的小村子里穿行，驶过教堂和牧马场、因缀满紫色风铃草而亮丽的陡峭旷野，在阳光下闪耀的瀑布悬在山路上方的峭壁下。我们时不时地开进林区，参天松林里夹杂着橄榄树和柏树，森林沿着缓坡向下蔓延，海面在树的缝隙间频现，有如刀光一闪。有些路段是铺过的，有些只剩断残的辙道，砾石路面经年未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