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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什么地方呀,他到底死在了什么鬼地方呀?”外婆在说话。她的嗓子都哑了,都快喊破了。

“我不知道,外婆,”我说,“我真希望我早点知道他走了。”

“一切都不至于落到这个下场─可你们非要撒谎,你们两个,总是偷偷摸摸地说什么。他说谎,你也说谎。”我听到妈妈想从外婆手里接过电话,可外婆说:“不行。”我看着佐拉下了车。她慢吞吞地伸了个懒腰,再把车门锁好,冷藏箱都搁在乘客座的底板上。吉卜赛小孩们靠在车尾的保险杠上,把一支烟来来回回地递。“你肯定他没有留下一张字条?”外婆反问我什么样的字条,我说:“不管,随便什么样的留言。”

“我跟你说了,我不知道。”她说。

“他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说他去找你。”

这回轮到我起疑了,我开始琢磨谁知道多少内情,又有多少事谁也不知道。多年来,我们家培养出了一套谎言模式,谈起家庭成员的身体状况时每个人都会习惯性地撒谎,以免别人担忧,甚或恐慌;比如我妈在维瑞莫夫湖区小屋的车库里摔断了腿,我们就对外公外婆说,房子被水淹了,所以要拖延归期;又比如,趁我和我妈无忧无虑地去威尼斯度假的时候,外婆在斯特拉克瓦克的一家诊所里做了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外公非说他一时兴起,带着外婆去瑞士卢塞恩泡温泉了,那通电话讲得驴唇不对马嘴,我和我妈被幸福冲昏了头脑,光知道说自己,居然也信了他。这一次,外公也指望这种家族习惯能帮他隐瞒病情。

“把兹德拉夫克夫的电话号码给我。”我说。

“为什么?”外婆问,她依然很怀疑我。

“别问了,快告诉我。”我的外套口袋里有一张皱巴巴的发票,我就把它摊在玻璃门上。我只有一支铅笔,都快写秃了;外公的影响可见一斑,他总是把铅笔用到指头夹不住为止。我把号码记下来了。

佐拉在朝我挥手,指了指波罗和他的牛肉,还有柜台前的那群人,可我摇摇头,近乎绝望地看着她跨过泥泞中的车辙印,踏上路肩,排在一个蓝眼睛士兵的后面,那男孩顶多十九岁。我看到他大大咧咧地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然后,佐拉说了些什么,我听不到。但之后从蓝眼睛男孩身边爆发出一阵笑声,我在电话亭里都听得清楚,那孩子的脸都红到耳根了。佐拉得意洋洋地瞥了我一眼,继续抱着胳膊站在那里,看着黑板上写的菜单,菜单下面画着一头戴着紫帽子的牛,很像拴在地里的那头牛。

“你们现在到哪儿了?”外婆说。

“天黑前我们就能到布莱加维纳。”我说,“我们打完针就直接回家。我保证,尽量在后天赶回家。”她听着,一言不发。“我会给兹德拉夫克夫打电话的,外婆。如果回家的时候顺路,我会过去一趟,把他的东西拿回来。”

“我还是不明白,”她到底还是开口了,“怎么会谁也不知道。”她是在等我承认我早就知道。“你没对我讲实话。”

“我什么也不知道,外婆。”

她想听到我说我早就看出他有症状但没去管,或是我和他谈论过病况,或是别的能安慰她的话,能让她不再害怕─因为他完全孤单地面对死亡的预兆,哪怕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那就对我发誓。”她说,“对我郑重发誓,你真的不知情。”

我沉默了。她等着听到我的誓言,但没有等到,又说道:“那儿应该很热了。你们两个姑娘有没有喝很多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