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海岸（第3/11页）

外面，车队又开始往前挪动了。我看到佐拉把烟头扔在地上，把腿伸进去，关上了车门。砾石路肩上有一群躁动不安的人，有的在活动筋骨，有的在抽烟，检查车胎，把水龙头里的水灌到瓶子里，不耐烦地朝车队最前方张望，要不然，就是在把本想偷偷带出境的点心和三明治扔掉，冲着卫生间外的墙壁撒尿，手忙脚乱地钻回自己的车。

外婆沉默了片刻。我听得到电话线路里咔嗒咔嗒的噪声，她又说道：“你妈想在后面几天把葬礼办了。佐拉不能一个人去吗？”

如果我跟佐拉讲明实情，她肯定让我立刻回家。说不定还会把车给我用，她会带上放疫苗的冷藏箱，随便搭辆车过境，把我们大学的慈善爱心速递到海岸线那头的布莱加维纳孤儿院。可是我说：“我们都快到了，外婆，很多孩子在等着接种呢。”

她没有问我第二遍。外婆只是告诉我葬礼的日期、时间、地点，其实我早就知道会在哪里举行，是在俯瞰本城的斯特米亚山顶，薇拉奶奶─我的外高祖母─就埋在那里。她挂了电话，我用手肘推开水龙头，灌满了水壶，刚才我就是以此为由下车的。走到门外的砂石地，我先抹干了脚，再穿上鞋；佐拉让引擎空转，跳下车，轮到她去厕所了，我爬进驾驶座，把座椅往前拉，因为我的腿没她长，再确认一遍我们的驾照和医药物资进口证明文件都以正确顺序排放在仪表板上。我们前头有两辆车，海关官员正在打开一对老夫妇的车的后备箱，他的绿色衬衫紧紧裹着胸膛，他俯身仔细检查，用戴了手套的手拉开皮箱的拉链。

佐拉回到车里，我没有把外公的事告诉她。对我俩来说，这一年已经够惨了。一月罢工，我失策地跟着一群护士走上大街；沃伊沃达诊所奖赏我的是无限期停职令，因此，我在家闲了几个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算得上因祸得福，因为外公的诊断书下来时我刚好在他身边。一开始他挺高兴的，但逮着机会就嘲笑我是天下最好骗的大笨蛋，竟然被勒令停职。后来，随着病情加重，他在家的时间反而越来越少，还建议我也这么做；他不希望我整日无所事事，闷闷不乐，更不愿半夜醒来没戴眼镜却发现我在他床边晃来晃去，把他吓得半死。他说，我举止反常，就等于把他的病况泄露给外婆，我俩默默不语或交头接耳，明明一个退休、一个停职，却反而比以前更忙活，这些表象都会让她起疑心。他还希望我考虑一下自己将选择什么专科，明确停职令解除后我将何去何从。据外公说，我以前的导师，生化工程学教授斯尔詹先生“从中斡旋”，却没法帮我在停职事务委员会那里说句好话，对此外公倒不惊讶。我听从了外公的建议，回校参加大学联合诊所项目担当志愿者，自从战争结束后我就没再做过这事了。

佐拉想借这次志愿医疗行动躲开军事医学院里的一场是非。她四年前就拿到了医师文凭，却仍然待在外科中心诊部，尽可能多地实践外科手术的各种步骤，希望经验帮她决定未来专攻哪个科。倒霉的是，她只能跟着绰号“铁手套”的外科导师耗费大把时间，此人在妇产科当主任时，有一次要给病人做骨盆检查，竟然怎么也摘不下套在手腕上的一串银镯，因此得了这个诨号，城中无人不知。佐拉是个讲求原则的女人，公开的无神论者。十三岁那年，有个牧师对她说，动物全都没有灵魂，她回了一句：“主教大人，去你妈的。”然后走出教堂。佐拉和铁手套死磕四年，终于在这场风波中闹得势不两立，国家公诉单位禁止佐拉谈论此事，她保持沉默，甚至对我也讳莫如深，但根据医院走廊里的风言风语，事情涉及到一个铁路工人、一次医疗事故，铁手套可能喝醉了、也可能没醉，他在一次截肢手术中说了这种混账话：“别担心，先生─要是你把食指先咬下来，看着中指掉下来就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