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科举的前夜（第5/11页）

南朝也有从学校中得到察举的事例。如钟嵘，齐永明中为国子生，举本州秀才(见《梁书·钟嵘传》)；孔琇之，以国子生举孝廉(见《南齐书·孔琇之传》)；萧恺，以国子生对策高第，州又举秀才(见《梁书·萧子显传》)。但南朝唯京都学校尚较兴盛，且学校别有明经策试之科，州郡及民间学校则衰落不振。而北齐则“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伏膺无怠，善诱不倦”，其郡学与察举的关系，显然更为直接、密切。

魏齐之学校，未见明经之举；周代则有了“明经”一科。西魏、北周之太学生，我大略考得宇文宪、宇文邕、李昶、宇文孝伯、杨坚、郑译、元谐、王谊、苏夔、杨希尚、柳謇之、张衡、崔仲方、梁彦光、辛公义、唐直十余人，其中有3人明记以“明经”入仕。《隋书·崔仲方传》：“年十五，周太祖见而异之，令与诸子同就学……后以明经为晋公宇文护参军事。”又《唐直墓志》：“君……起家大学生，寻以明经被荐，蒙授越王府记室，仍加内史治都督。”他们二人之“明经”，不知经过策试与否。《隋书·柳謇之传》：“周齐王宪尝遇謇之于途，异而与语，大奇之，因奏入国子。以明经擢第，拜宗师中士。”可证周之学校，确有明经对策之法。除此之外，《隋书·梁毗传》：“毗性刚謇，颇有学涉，周武帝时举明经，累迁布宪下大夫。”传中未言梁毗是否入学，这可能是史传省略，否则周武帝时就还存在着面向学外士子的明经之科。

隋时承袭了明经之举。《隋书·高祖纪》开皇九年夏四月诏：

京邑庠序，爰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未有灼然明经高第。此则教训不笃，考课未精，明勒所由，隆兹儒训。

由此诏可见，京邑学子及州县生徒，依制可由“明经”之科“升进于朝”；“未有灼然明经高第”，不是说没有“明经”之举，而是说“明经”策试中未有“灼然高第”。《隋书·房晖远传》：

擢为国子博士。会上令国子生通一经者，并悉荐举，将擢用之。既策问讫，博士不能时定臧否……祭酒因令晖远考定之。晖远揽笔便下，初无疑滞。或有不服者，晖远问其所传义疏，辄为始末诵之，然后出其所短，自是无敢饰非者。所试四五百人，数日便决。

这些经过策问而“将擢用”之国子生，应该就是“明经”。此京邑学校之“明经”。又《隋书·循吏梁彦光传》记其为相州刺史之时：

招致山东大儒，每乡立学，非圣哲之书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亲临策试。有勤学异等、聪令有闻者，升堂设馔，其余并坐廊下。有好诤讼，惰业无成者，坐之庭中，设以草具。及大成当举，行宾贡之礼，又于郊外祖道，并以财物资之。于是人皆克励，风俗大改。

“及大成当举”，应指依照制度当举为“明经”而升进于朝。此当即州县学校之“明经”。

隋文帝仁寿元年六月下诏废天下之学，诏中言及他曾“崇建庠序，开进仕之路”(见《隋书·高祖纪》)。“开进仕之路”，即当包括明经之举。数年之后隋炀帝继位，又重作“尊儒重道”之姿态。《隋书·炀帝纪》记大业元年闰七月诏：

诸在家及见入学者，若有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其国子等学，亦宜申明旧制，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

这里要求地方官采访并以名闻的，其对象有“在家”及“见入学者”两类，标准则是“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当即包括“明经”在内。国子等学设课试之法，大约也要贡上“明经”。

隋之明经，如韦云起，“隋开皇中明经举，授符玺直长”(见《旧唐书·韦云起传》)；孔颖达，“以教授为务，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见《旧唐书·孔颖达传》)；又《资治通鉴》唐武德元年十月记北海郡有“明经刘兰成”，胡三省注曰：“刘兰成盖尝应明经科”。由孔颖达“高第”之例，知隋明经之科有策试之法。又《金石萃编》卷五十《韩仲良碑》：“□□学生，仁寿□年被举，授吏部朝散郎。”(“学生”原作“学至”，误)“学生”前二字或为“国子”之泐。他之被举，大约也是举为“明经”的。隋之明经，大约“在家及见入学者”均可应选。同时隋代诸学是否还可以以其他科目贡士，还有进一步研究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