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科举的前夜（第4/11页）

魏齐时期，值得注意的是郡学与察举的结合日趋紧密，甚至成了秀孝的主要来源。郡学之立始于北魏献文帝天安初年，亦称太学，有生百人至四十人不等，依郡之大小而定。《魏书·元英传》：“谨案《学令》，诸州郡学生，三年一校所通经数，因正使列之，然后遣使就郡练考……求遣四门博士明通五经者，道别校练，依令黜陟。”又同书《封轨传》：“奏请遣四门博士明经学者，检试诸州学生，诏从之。”又《薛谨传》记其为秦州刺史之时，“谨命立庠，教以诗书，三农之暇，悉令受业，躬巡邑里，亲加考试”。又《北齐书·杜弼传》记其于郡学受业，“同郡甄琛为定州长史，简试诸生，见而策问，义解闲明，应答如响，大为琛所叹异”。知郡学由中央三年一次遣使考校，日常课业则由州府督责。其制度、规模，均较南朝为胜。

设置郡学的一个直接目的，就是为察举提供人才。《魏书·李传》记其于献文帝时为相州刺史，上疏称：

所在州土，学校未立，臣虽不敏，诚愿备之，使后生闻雅颂之音，童幼睹经教之本……自到以来，访诸文学，旧德已老，后生未进。岁首所贡，虽依制遣，对问之日，惧不克堪。臣愚欲仰依先典，于州郡治所各立学官。使士望之流，冠冕之胄，就而受业，庶必有成。其经艺通明者贡之王府，则郁郁之文，于是不坠。

他所言之“岁首所贡”当然是指秀孝察举，“对问”指对策考试。设立官学之后，就可以将经过培训的“经艺通明者贡之王府”，即举为秀孝赴朝应试了。献文帝诏立郡学，即源于此奏之请。又《魏书·元英传》记其于宣开帝时上疏：

臣伏惟圣明，崇道显成均之风，蕴义光胶序之美，是以太学之馆久置于下国，四门之教方构于京瀍，计习训淹年，听受累纪，然俊造之流应问于魏阙，不革之辈宜返于齐民。

这里所说的下国太学之俊造应问于魏阙的制度，就是指郡学生徒应察举入京就试。事实上，北魏后期及东魏北齐，中央诸学往往有名无实，而民间学术却大为兴旺。《魏书·儒林传序》称宣武帝后，虽中央“黉宇未立”，而郡邑“经术弥显”：

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州举茂异，郡贡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

这种为察举提供了人才的学校，既包括私学，事实上也包括郡学。北齐孝廉还定制以郡学为主要来源。《北齐书·儒林传序》：

齐制，诸郡并立学，置博士、助教授经……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学之徒通经者，推择充举。射策十条通八以上，听九品出身，其尤异者亦蒙抽擢。

北齐之郡学也有许多弊端，这是另外的问题。我们在此所注意的是，从郡学之博士、助教与诸生之中直接“推择”孝廉的制度，却把察举与学校直接地联系起来了。尽管此时之孝廉并非全都出于郡学，但可以相信，郡学与察举的结合由此而更为紧密了。上一节中我已指出，这种“推择充举”，已使报名参试在形式上更为开放、自由了；同时，这一制度还标志着察举与学校的进一步结合。《杨秀墓志》：

公仁惠自天，礼仪率性，年逾髫龀，宿外从师……声振东胶，名芳西序……遂得受诏蒲轮，高才入选。应机抗策，皆曰智囊，授任城王皇子国治书。

任城王即高湝，汉代以安车蒲轮征举郡国贤士，故此“受诏蒲轮”指接受州郡察举。可见，杨秀便是自幼入学，并以此得以被征举朝廷参加对策的。

既然无论私学或官学的生徒，最终都是要以经术策试入仕，那么把学校入仕与孝廉试经硬性地分为两途，就实属多此一举。二者的接近与结合，就是大势所趋。汉代孝廉察举兼顾德行、功次、吏能等等，与太学诸生射策，性质有相当大的区别。而至北齐，孝廉之举大致就是一种经术考试，那么孝廉举自郡学，就是很自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