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近卫军的谢幕，1980～1987（第14/30页）

戈尔巴乔夫做出了严厉反击。他指示自己的笔杆子“把美国狠狠地教训一顿”。在政治局成员面前他说得很粗鲁：“用这帮家伙什么菜也做不出来”。过了一会儿，他甚至提出要再次冻结与美国政府的高层接触。不过，对苏联内部讨论的更仔细的研究表明，戈尔巴乔夫的狠话也只不过是狠话而已。他反对针锋相对，仍然坚持要与美国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修好。“我们在外交上处于攻势，因为我们一直在向世界提出切合实际的方法，而且我们也承认美国人的利益，只是不包括他们的霸权要求。”一个月之前，他曾经对自己的幕僚们说，美国人和西欧人即便在裁军问题上继续合作，苏联也应该更进一步，为了自身的利益继续推进“日内瓦进程”。就这样，“新思维”激发了戈尔巴乔夫推动缓和的积极性，只是他没有考虑美方的意图，甚至与之背道而驰。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戈尔巴乔夫把自己多边主义的新世界观看作是“切合实际的”。

然而，戈尔巴乔夫的心里还是放不下“战略防御计划”。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视察搞研发的实验室并与主要的科学家们商讨对“战略防御计划”的可行的“反制措施”。在戈尔巴乔夫的要求下，新任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详细审查了叶夫根尼·韦利霍夫主持的专家委员会三年前得出的结论，以找到对“战略防御计划”的“不对称的反击”。苏联专家的意见是，这样的反击即使再增加十倍的开支也不是一个全面的方案。这位总书记是否意识到自己的新安全观与自己纠结于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相矛盾呢？有时他近乎如此。1986年3月底，针对里根那个“危险的计划”，戈尔巴乔夫开始在自己的幕僚圈子中说：“也许我们不该再害怕‘战略防御计划’了！[里根政府]实际上就希望苏联从心理、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害怕‘战略防御计划’。所以他们才向我们施压，让我们疲于应付。可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个怕不怕的问题，而是个责任问题，因为后果是无法预测的。

要克服他内心的矛盾，戈尔巴乔夫需要更多的帮助，而两个戏剧性的事件恰好提供了这种帮助。

切尔诺贝利和雷克雅未克

1986年4月26日凌晨1：30，一声巨大的爆炸摧毁了切尔诺贝利的四号核反应堆。爆炸引发了仅次于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的最为严重的人为核灾难。乌克兰的这次突然的灾难使得戈尔巴乔夫和整个苏联领导层不得不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审视安全事务。起初，苏联领导层和苏联军工综合体的多数人都本能地选择捂盖子，对事故轻描淡写，想在世人面前蒙混过关，就像大韩航空007号航班悲剧发生后那样。可就在这时，谎言被戳穿了；事故造成的核辐射使国际舆论一片哗然，苏联社会也从无线电广播中得到了消息。恐慌像潮水一般蔓延开来，并从乌克兰很快传到莫斯科。在贻误了数天之后，苏联当局从辐射严重的地区疏散了十万人。十年后人们才知道，在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核辐射中，有8000人死亡，435000人的健康和幸福受到影响，而且后者的人数还在增加。

政治局有三个月的时间都是把精力放在切尔诺贝利这场大灾难上。它彻底动摇了僵化的官僚体系和军国主义化的旧心态。被这场国际丑闻弄得灰头土脸的戈尔巴乔夫，对死板的官僚体系非常愤怒，决定先拿军工综合体开刀。作为苏维埃体制中最隐秘、最难以渗透的部分，它的核计划成了人们猛烈批评的目标，其罗曼蒂克的英雄形象也无可挽回地黯淡下去。军事科学家和军队指挥部门的地位也受到动摇。苏联武装力量第一次以那么大的规模参与营救和消除核污染的行动。对于总参谋长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来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让人想起了伟大的卫国战争。但是，这次灾难的教训不是要提高警惕，加强军事建设，而是说明有关在核战争中“取胜”的军事原则是个空架子。而且它还让军队指挥部门明白，在到处都是原子能反应堆的欧洲，哪怕是发动有限的核战争也会造成多么大的灾难。阿赫罗梅耶夫回忆说，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核危险对我国人民来说，就不再抽象了。它变成了可以触摸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