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近卫军的谢幕，1980～1987（第13/30页）

日内瓦峰会的结果是，这位苏联领导人拼命地寻找对策，以打破美苏竞争的恶性循环。与在类似情形下坐等美国人出手的勃列日涅夫不一样，戈尔巴乔夫决定发动“和平攻势”，在核裁军问题上与美国总统过过招。1985年的除夕之夜，他接见了苏联的武器谈判人员并要求他们拿出新的对策。根据他们提出的新对策，戈尔巴乔夫宣布了一个到2000年实行全面而彻底的核裁军计划。被里根政府视为宣传伎俩而未予理会的该项计划，显示出戈尔巴乔夫对核裁军这一想法的执迷。该计划的那种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的近乎乌托邦的性质，也反映出戈尔巴乔夫的乐观的天性以及对宏大观念的信任。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回忆说，戈尔巴乔夫和他身边的人开始认为：“只要抓住裁军问题，就可以消除战争威胁。”

戈尔巴乔夫是利用这些会谈未雨绸缪，为即将于1986年2～3月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做准备。在国内政治生活中，这样的大会虽说带有仪式性质，但却十分重要。他避居于黑海的一处度假胜地，并在那里与雅科夫列夫以及博尔金一起研究了学术智库的建议，讨论了党的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草案。他的前任们既想要缓和，又坚持其对于这个世界的两极对立的意识形态幻觉。戈尔巴乔夫用世界一体和相互依存的观点取代了有关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教条。他后来回忆说，这种理论上的创新，“对我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报告草案说：“总的政策是，军事对抗没有前途”；“不仅是核战争，就连军备竞赛也不可能有赢家”；“安全建设的任务看来是一项政治任务，它只能通过政治的手段来解决”。这段小插曲反映了戈尔巴乔夫倾心于新的、宽泛的理论概念，而不是对外政策的具体措施。

当戈尔巴乔夫把草案交给自己的同事们讨论的时候，他们中许多人都坚持要求把意识形态的老一套加进去。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老部长鲍里斯·波诺马廖夫私下里发牢骚说：“干吗要这种‘新思维’？应该让美国人改变他们的思维。你想拿我们的对外政策怎么办？难道你反对武力，那可是帝国主义唯一能够听懂的语言？”戈尔巴乔夫报告的最终版本是新思想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旧语言相互折中的产物。尽管这样，正如罗伯特·英格利希得出的结论，报告消除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信条：和平共处是另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核战争即便发生，也将导致社会主义的胜利。从1947年起就成为苏联革命与帝国范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斯大林的“两大阵营”理论，也不复存在了。

苏联国家安全领域实权派中的明眼人，尤其是那些幕僚以及智库领导者，都认为裁军倡议和戈尔巴乔夫的大会报告是个转折点。雷蒙德·加特霍夫作为一位长期关注苏联人的观察家，当时恰好在莫斯科；当那些老熟人承认美国的安全利益是合法的并且在原则上可以与苏联的利益相一致的时候，他十分惊讶。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一结束，总书记就警告自己的幕僚圈子说，不要把苏联的倡议仅仅当作想在宣传上得点分的手段。“我们真的想要缓和和裁军。骗人的把戏现在行不通了。要想蒙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就在同一次谈话中，戈尔巴乔夫还强调说，从“新思维”出发，苏联势必要承认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与这个超级大国及其盟友设法达成和解。

不过，华盛顿对苏联人的话并不相信。里根政府想要看到在阿富汗和人权问题上苏联的行为有实际的改观——那是总统评估苏联人意图的最重要的依据。美国人无视苏联暂停核试验的声明，宣布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核试验。中情局在阿富汗继续升级对苏战争，并对克格勃发起情报战。1986年3月，两艘美国军舰在离克里米亚海岸六英里的苏联海域举行了极具挑衅性的演习，而戈尔巴乔夫当时正在那里度假。在苏联盟国利比亚的海岸附近，也进行了具有同样性质的行动，结果引发了冲突，美国空军袭击了这个国家。特别是，里根身边有许多人都认为“战略防御计划”可以一石三鸟，或者更多：它可以让昂贵的扩军有个正当的理由，可以带动国内的经济，还可以把苏联人吓得全线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