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近卫军的谢幕，1980～1987（第15/30页）

切尔诺贝利事件要比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其他任何单个事件对苏联政治领导层的影响都要大。“我们知道了核战争可能是个什么样子。”戈尔巴乔夫对政治局说。当然，相比于前些年美国的施压和扩军，这场灾难对于苏联官方心态的彻底改变作用要大得多。灾难要求结束仇外的心态和对保密的执迷，并重新评估核时代的安全政策。事故后不到一年，苏联的对外政策，在控制核武器问题上的立场，与美国谈判的方式以及军事原则都有了根本的改变。切尔诺贝利事件还迫使政治局引入公开性，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公开讨论，而这种做法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在这个国家中绝迹了。在灾难发生几周后，戈尔巴乔夫对自己的同事们说：“我们的工作现在对全体人民、对全世界都是透明的。没有任何利益可以强迫我们掩盖真相。”

戈尔巴乔夫对自己的政治局同事们建议说，苏联应该提出更好、更大胆的裁军倡议，停止军备竞赛。1986年5月底，这位总书记前所未有地出现在了外交部，并对一大群外交人员发表了讲话。戈尔巴乔夫告诉他们，里根政府企图把苏联困在一场会把人拖得精疲力竭的军备竞赛中。他最后说，苏联的对外政策必须缓解军费开支的压力，必须尽其所能减轻国防开支的压力。外交人员还被告知，要消除莫洛托夫和葛罗米柯在任期间曾经流行的缺乏个人思考和主动精神的官僚主义心态。戈尔巴乔夫批评苏联以前的外交是“无谓的固执”。苏联的外交不应该去为冷战挖堑壕，等待华盛顿出现一个更愿意和解的领导，而是必须对里根政府主动出击，用种种和平倡议包围它，借助它自身的西欧盟友去影响它。

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后，对外政策的第一个实实在在的成果是，就常规武器控制与核查问题在斯德哥尔摩取得了突破。由于苏方拒绝接受美国人提出的现场检查的建议，这些谈判已经持续了多年。总参谋部对北约有可能进行的检查十分恐慌，因为那样一来，苏军中的许多波将金村庄就会暴露。在政治局会议上，阿赫罗梅耶夫对苏联参加斯德哥尔摩谈判的首席代表的“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提出质疑。不过，在切尔诺贝利事件后，遮遮掩掩行不通了。反倒是阿赫罗梅耶夫本人，必须按照政治局的指示到斯德哥尔摩宣布苏联接受现场检查。本身的地位已因切尔诺贝利事件而大为动摇的元帅只好照办；几天后，条约签订。

总书记本人此时已对国际关系进行了研究，阅读了包括“帕尔梅委员会”和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士在内的有关裁军及“共同安全”的著作。他还读了1955年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和科学家反对核战争的“帕格沃什运动”的著作。由新思想武装起来的戈尔巴乔夫然后就向美国那些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盟友发出呼吁，倡导一种新的安全哲学。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西班牙首相菲利普·冈萨雷斯（Felipe Gonzalez）和加拿大总理皮埃尔·艾略特·特鲁多（Pierre Elliot Trudeau）都表达了对“新思维”的同情和对美国领导层的极端不满。在1986年7月会见法国总统时，这位苏联领导人抨击里根以及“那些扶他上台的势力和团体”搞“战略防御计划”，不理解人类的新的安全需要。密特朗承认，“军工综合体也许在向美国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不过，他也说，“应该记住，里根虽然受到自己周围人的影响，但也不是没有常识感和直觉的”。他提醒戈尔巴乔夫不要把美国的政局看得一成不变：“形势是会变化的。”考虑到戈尔巴乔夫真心实意的安全关切，他还很贴心地在苏美之间充当了中间人。

英国的保守党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在戈尔巴乔夫与里根之间扮演了非正式的使者的角色。尽管存在意识形态的鸿沟，但撒切尔与戈尔巴乔夫的私人关系很好。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裁军这种具有两面性的主张，撒切尔一开始就完全接受了，但她拒绝接受让世界无核化的想法，认为那是一种危险的罗曼蒂克的乌托邦。现在回头看来，撒切尔是对的，因为裁军的进程印证了她的看法。但是，就像切尔尼亚耶夫说的那样，“要是戈尔巴乔夫不那么固执，不那么执意向世人证明核武器是绝对的恶，不能把它作为建立世界政治秩序的基础，那么，[缓和]进程根本就不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