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苏联人民和斯大林，1945（第9/24页）

无数的苏联精英与普通公民当时是怎么想的，这方面只有一些零星的资料。不过，苏联报纸和中央当局在1945年收到的许多来信中都问到一个问题：“美国在战后还会帮助我们吗？”

在罗斯福的帮助下，雅尔塔会议成了斯大林在政治上最辉煌的胜利。苏联官方从上到下都显得信心满满。外交人民委员部在驻外苏联外交官中传阅的雅尔塔会议成果备忘录中写道：“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谋求妥协的倾向明显。我们认为此次会议是非常积极的，尤其是在波兰和南斯拉夫问题上，以及在战争赔偿问题上。”1945年4月，美国人甚至也没有与苏联人争着攻打柏林。斯大林为此还私下里夸奖了欧洲盟军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将军的“骑士风度”。

事实上，就在罗斯福对苏方意图的怀疑开始与他想在战后继续合作的愿望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去世了。罗斯福在听说了苏联人在东欧的占领手段后十分愤慨。他气愤地与斯大林就所谓的柏林事件交换了意见。总统在1945年4月12日的突然辞世，也让克里姆林宫非常意外。莫洛托夫到美国人在莫斯科的驻地斯帕索宫（Spaso House）吊唁时，“看上去深感悲痛和不安”。斯大林的传记作者之一表示，就连斯大林对于罗斯福的去世也是心绪烦乱。这位战时的伟大而熟悉的伙伴，并且在和平时期也有可能如此的伙伴走了。新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怎么样，还是个未知数。这位密苏里州的政治家有些话让苏联人听起来很刺耳。莫洛托夫对于自己1945年4月23日与杜鲁门第一次打交道就发生激烈冲突所做出的反应，正是出于这种担心。杜鲁门当时指责苏联人违反了在雅尔塔就波兰问题达成的协议，而且甚至没等到莫洛托夫的抗辩就中止了会谈。震惊不安的莫洛托夫在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给斯大林写了一封电报，汇报此次会谈的情况。当时也参加会谈的葛罗米柯觉得莫洛托夫“担心斯大林在这件事上会拿他当替罪羊”。最后，莫洛托夫决定让这件事过去：在他的与杜鲁门会谈的记录上，对于总统的咄咄逼人的态度和莫洛托夫的灰溜溜的离开只字未提。

很快，在美国的苏联情报人员就开始报告说，华盛顿对苏联的态度发生了危险的转变。他们了解到那里有许多集团，尤其是天主教组织和劳工组织，再加上两大政党中大批反对新政的组织，在美苏结成伟大同盟期间，骨子里仍然反共反苏。这些集团一心想断绝与苏联的任何联系。一些军队指挥官[柯蒂斯·勒梅少将（Curtis Le May）和乔治·巴顿将军（George Patton）等人]公开说，打败了“德国佬”和“日本人”之后，就“干掉红军”。

1945年4月底，在莫斯科响起了最初的警报：杜鲁门政府事先没有通知就突然停止了给苏联的租借物资的供应。由此造成的总计达3.81亿美元的物资损失，对本已极度紧张的苏联经济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国防委员会（GKO）——战争期间取代苏共政治局的国家机构——决定从黄金储备中拿出1.13亿美元来弥补损失的部分物资。在莫斯科提出抗议后，美国恢复了租借物资的供应，说是有关部门搞错了；但这并没有打消苏联方面的怀疑。驻美的苏联代表和莫斯科的许多官员，有节制地表达了自己的愤慨；他们全都把此事看作企图在政治上向苏联施压。莫洛托夫没有隐瞒他的愤怒，而是严令苏联大使：“不要去求他们。如果美国想切断物资供应，那对他们来说会更糟。”这件事在感情上助长了单边主义政策，克里姆林宫决心依靠它自己的力量。

5月底，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NKGB，前身是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纽约情报站站长打电报给莫斯科说，以前对罗斯福的对外政策没有影响力的“经济圈中的人”，正在进行“有组织的活动，以改变[美国]对苏政策”。从在美国的“朋友”、共产党人和同情者那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得知，杜鲁门与美国参议院中的“极端反动派”，如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伯顿·惠勒（Burton K. Wheeler）、阿尔本·巴克利（Alben Barkley）等人，保持着友好关系。电报还说，“反动派特别寄希望于有可能把[美国]对外政策的方向完全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这部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杜鲁门]在这些事情上没有经验，也不了解情况”。电报最后说：“[杜鲁门]接任总统预计会给[美国]对外政策带来相当大的变化，首当其冲的是对苏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