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苏联人民和斯大林，1945（第7/24页）

新的领土与势力范围让苏联官员——不管是不是俄罗斯人——心中滋生了扩张主义和民族主义邪念，这为战后斯大林的在苏联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工程提供了它所需要的能量。只要党和国家的精英觊觎邻国的领土并参与对德国的掠夺，斯大林就能比较容易地控制住他们。那些力量若不被帝国的事业所吸收，也许就会起来反抗斯大林主义政权。

苏联与美国

希特勒在1941年6月22日对苏联发动进攻，日本人也在1941年12月7日对美国发动进攻，这让这两个国家第一次走到了一起。苏联得到了一个强大且资源丰富的盟友。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及新政的支持者，成了斯大林在反对轴心国的伟大同盟中的战略伙伴，很可能还是他曾经有过的最慷慨的伙伴。即便当纳粹向伏尔加河两岸推进的时候，罗斯福还邀请苏联成为战后安全共同体的共同组织者。1942年5月底，美国总统在华盛顿的谈判中告诉莫洛托夫，“必须建立一支国际警察力量”，这样才能“在接下来的25～30年内”防止战争。罗斯福继续说，在战后，“美、英、苏这些战胜国必须保持它们的军事力量”，德国以及它的那些卫星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罗马尼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必须解除武装”。罗斯福的“四大警察”——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将用武力来维持和平”。这个不同寻常的提议让莫洛托夫非常意外，但两天后，斯大林指示他“立即向罗斯福声明”：总统的提议绝对正确。在总结1942年的苏美谈判时，斯大林特别强调，“就战后成立国际军事力量和防止侵略的问题与罗斯福达成了一致”。

为了避开反苏保守派的宣扬与批评，罗斯福和自己的亲信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以及其他新政支持者，与克里姆林宫保持了正式和非正式的沟通渠道。后来，由于他们表现得特别坦诚，以至于有人声称在新政支持者当中，有人（也许甚至是霍普金斯）实际上就是苏联的代理人。美国政府的这种“透明”以及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1943年11月28日～12月1日）特别是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4～12日）上对苏联人显而易见的友好态度，似乎表明他非常想在战后保持长久的伙伴关系。

作为政府部门形形色色的精英中的代表，苏联官员对美国这个盟友的态度是复杂而且往往是矛盾的。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让有技术头脑的苏联精英心怀敬意。他们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立志要把俄罗斯变成“一个更美好的新美国”。苏联的工业管理者和工程师经常把泰勒主义和福特主义[得名于弗里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和亨利·福特（Henry Ford），他们是有组织的生产技术的最重要的理论家和实践者]挂在嘴上。斯大林本人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还提倡苏联的干部把“俄罗斯人的革命标准”与“美国人的做事方式”结合起来。在1928-1936年的工业化浪潮中，几百名红色主管和工程师，其中包括政治局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到美国学习机器制造、冶金、肉类加工、乳品业等现代工业的大规模生产和管理知识。苏联大批引进美国的技术，例如冰淇淋、热狗、软性饮料和大型百货公司[模仿美国的梅西公司（Macy's）]的整套技术。

战时的交往，尤其是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资，证实了一个广泛流传的看法：美国是个具有超常的经济与技术力量的国家。甚至斯大林也对自己身边的人坦言，在1941～1942年，如果美国人和英国人“没有提供租借物资帮助我们，我们就对付不了德国，因为我们的损失太大了”。本来打算给平民的衣服和其他消费品，大部分都被官员私吞了。所剩无几的一点点让领到的人千恩万谢。战时的宣传节目和租借物资还使美国的文化影响力有机会渗透到苏联社会。高级官员及其家人可以看到包括《卡萨布兰卡》在内的好莱坞电影。在美国大使馆，对于西方有能力影响俄罗斯持怀疑态度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承认，“不能低估”放映的电影所产生的善意。在1941～1945年间，数千名苏联军方的官员、贸易代表和情报人员奔波于美国各地。美国生活方式的活力与标准让来访者心中五味杂陈：迷恋、困惑、嫉妒，再加上意识形态上的敌意。在此后的几十年，苏联访问者都对自己的美国之行无法忘怀，而且还跟子女和亲戚一起分享他们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