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苏联人民和斯大林，1945（第11/24页）

斯大林希望这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长期对抗下去，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幕。1938年的英德慕尼黑协定让斯大林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1939年的苏德条约是他的一个企图，想让欧洲的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这场“争斗”继续打下去，尽管事实证明这两个集团的构成跟他预言的完全不同。对于自己有关希特勒的意图的灾难性误判，这位克里姆林宫的战略家永远也不会认账，他也不会承认事实证明李维诺夫的路线是正确的。

在国际事务方面，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理论对于斯大林早期看法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与欧洲主张实用政治的政治家们相反，布尔什维克是透过意识形态的激进主义眼镜来看待力量均势和武力使用的。他们利用外交游戏来保存苏联，使之成为世界革命的策源地。作为乐观主义者，布尔什维克相信自由资本主义秩序即将崩溃。他们还相信自己是用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这一点使他们优越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对于权力游戏和争夺势力范围的传统做法，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试图提出一种多边主义主张，而布尔什维克对此却不屑一顾。对他们而言，威尔逊主义要么是伪善，要么是愚蠢的理想主义。在与西方民主国家的自由派代表打交道时，政治局自始至终都喜欢蒙骗他们。在1925～1927年与反对派的权力斗争中，在把国民党的中国国民政府转变成共产主义政权的可能性问题上，斯大林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乐观主义革命立场。1927-1933年间，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第三阶段”理论：它预言新一轮的革命和战争即将到来，它们“远超过1918-1919年的浪潮，必定会砸烂这个世界”，并导致“无产阶级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胜利”。

然而，斯大林的世界观并非只是布尔什维克观点的复制品。它是一种不断演变的混合物，汲取着不同的来源。其中之一就是斯大林国内政治斗争的经验。在经历了克里姆林宫的权力斗争、消灭对手和努力进行国家建设的岁月之后，斯大林学会了耐心，学会了对机遇做出灵活的反应和避免用任何具体的立场束缚自己的手脚。詹姆斯·戈德盖尔（James Goldgeier）认为，斯大林“除非觉得胜券在握，否则不会出手”。在权力问题上，他永远是个机会主义者。在国内，他与自己的某些对手联合起来打击别的对手，然后再把他们全都除掉。在对外事务上，想必他也会采取同样的手法。

斯大林阴暗多疑的心理和残忍的、有仇必报的个性，对他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的看法有很大的影响。与许多持有世界主义观点的乐观的布尔什维克截然不同，他具有强烈的权力欲，恐惧并排斥外来的东西，而且越来越犬儒化（cynical）。对他而言，这个世界就像共产党的政治一样，充满了敌意和危险。在斯大林的世界里，没有人可以完全信任。任何合作迟早都可能变成零和游戏。作为处理对外事务的方法，单边主义和武力永远要比协议和外交手段更可靠。莫洛托夫后来说，他和斯大林“不靠任何人，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1947年10月，正在黑海度假的斯大林对看望他的一群亲苏的英国工党议员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支配当代国际生活的并不是“同情”，而是“个人的利益”。如果一个国家觉得自己能够占领并征服另一个国家，那它就会那样做。如果美国或别的国家意识到英国完全依赖于它，意识到它没有别的出路，那它就会把英国吞掉。“没有人同情或尊重弱者。尊重只留给强者。”

在20世纪30年代，沙俄——历史上苏联的前身——的地缘政治遗产成了斯大林对外政策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源头。作为历史文献的如饥似渴的读者，斯大林逐渐相信，他继承了沙皇们曾经遇到过的那些地缘政治难题。在一战前夕和一战期间，他尤其喜欢阅读有关俄国外交和国际事务方面的文献。他还密切关注叶夫根尼·塔尔列（Evgeny Tarle）、阿尔卡季·叶鲁萨利姆斯基（Arkady Yerusalimsky）等苏联历史学家的研究，他们所写的都是关于欧洲实用政治、大国同盟以及开疆拓土方面的内容。当党刊想要重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文章时——沙俄的对外政策在文中被说成是扩张主义的和危险的——斯大林是与沙俄的政策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始人的观点站在一边的。在193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纪念活动中，斯大林说，俄国的沙皇们“也做了件好事——他们建立了一个绵延至堪察加半岛（Kamchatka）的庞大国家。我们继承了这个国家”。苏联是大俄罗斯帝国的继承者，该主题成了斯大林对外政策与国内宣传的支柱之一。斯大林甚至挤出时间来批评和修改俄罗斯历史教科书草案，使之符合自己已经改变的信念。赫鲁晓夫回忆说，1945年，“斯大林相信自己处在跟打败拿破仑之后的亚历山大一世同样的位置，相信他可以为整个欧洲制定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