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苏联人民和斯大林，1945（第10/24页）

驻英国的苏联情报官员和外交官员也向莫斯科报告说，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对苏联在东欧尤其是波兰的行动又开始挑事了。驻伦敦的苏联大使费奥多尔·古谢夫（Fedor Gusev）向斯大林报告说：“丘吉尔在提到迪里雅斯特（Trieste）和波兰问题时非常恼火，透着明显的恶意。我们现在在跟一个不讲原则的冒险家打交道——因为与和平相比，他更喜欢战争。”与此同时，总参情报总局也截获了丘吉尔给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陆军元帅的命令——收存缴获的德军武器，有可能要重新武装向西方盟国投降的德军。据总参情报总局高级官员米哈伊尔·米尔斯坦（Mikhail Milstein）说，这份报告加重了克里姆林宫的怀疑。

到1945年7月，乌云似乎要散去了。杜鲁门想让苏联加入对日战争并想让所有人都相信他在继续奉行罗斯福的对苏政策。哈里·霍普金斯作为杜鲁门的特使去了一趟莫斯科——这是他最后一次去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了数小时，返回时自认为在波兰等让伟大同盟开始出现分裂的问题上达成了妥协。克里姆林宫和外交及情报圈中的警报声逐渐平息下来。然而，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17日～8月2日）的头几天乃是这种自鸣得意的最后时光。美苏伙伴关系就要到头了，战后同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即将升级。

斯大林的因素

苏联外交官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曾带着崇敬之情回忆说，1943年，在从莫斯科到巴库（Baku）的火车上，斯大林（他要从巴库换乘飞机参加德黑兰的三巨头会议）吩咐不要打搅他，让他一个人留在自己的车厢里。“他没有批阅文件，而是像大家知道的那样，在里面坐了三天，只是盯着窗外，全神贯注地考虑问题。”我们很可能永远无从知晓，看着被战火蹂躏的国家从窗外闪过，他在想什么。关于斯大林1945年时的想法，这方面的证据如同拼图游戏中的材料那样，东一块，西一块。斯大林更喜欢和少数几个亲密副手口头商议。只是在像遥控指挥外交谈判这种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他才会把他的想法写下来。结果，对于他的意图和计划，就连他的副手也不知道或者说不完全理解。就连最有经验的观察家和分析家，对斯大林也是既印象深刻，又摸不透、看不准。

斯大林这个人具有多重身份。他生长在动荡不宁、有仇必报的多民族的高加索地区，这得使他具备一种戴多副面具和扮演多种角色的能力。他是格鲁吉亚的“金托”（Kinto）（一个罗宾汉式的令人敬仰的强盗）、革命的银行抢劫犯、列宁的谦逊而虔诚的学生、布尔什维克党的“铁人”、伟大的战争领袖和“科学合唱团的领唱”。斯大林甚至自己选择了俄罗斯人的身份。在对外事务方面，他还自认为是个“现实主义的”国务活动家，而且他设法让许多观察家都相信了他的“现实主义”。1943-1945年的美国驻苏联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回忆说，他觉得斯大林“比罗斯福消息更灵通，比丘吉尔更现实，在某些方面是战争领袖中作用最大的人”。很久以后，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写道，关于对外政策的处理方式，斯大林的观点“完全是旧时代实用政治的观点”，就跟俄国国务活动家沿用了几个世纪的那种差不多。

斯大林真的是个“现实主义者”吗？1935年9月的一封由黑海——斯大林正在那里度假——发往莫斯科的电报把斯大林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思维方式揭示得清清楚楚。当时，希特勒在德国已经上台两年，而法西斯意大利则公然挑战国际联盟，对非洲的阿比西尼亚发动了残忍而野蛮的进攻。外交部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认为，应该与西方民主国家——英国和法国——结盟，以保障苏联的安全，对抗狼狈为奸的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危险。作为一个有着犹太血统并信奉世界主义的老布尔什维克，李维诺夫觉得未来的轴心国是对苏联及欧洲和平的致命威胁。在斯大林的大清洗那段最糟糕的日子里，李维诺夫因为反对法西斯和纳粹的侵略战争、维护欧洲的集体安全而在国际联盟中为苏联赢得了许多朋友。斯大林——就像一些学者一直怀疑的那样——发现李维诺夫的外交活动是有用的，但在对世界潮流的解读上却与自己很不一致。在他给莫洛托夫和另外一位政治局委员拉扎·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的信中，反映出一种相反的安全观：“有两个同盟正在形成：意大利与法国组成的集团，以及英国与德国组成的集团。它们之间斗得越厉害，对苏联就越好。我们可以把面包卖给双方，那他们就可以继续打下去。如果一方现在就把另一方给打败了，那对我们没有好处。让这场争斗尽可能地打下去，而且一方不能很快地战胜另一方，那对我们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