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在新纳粹种族国家的犹太人，1933—1939（第24/35页）

这些成功的每一项都在支撑着德国人民对希特勒的欢迎。他们激动得发狂，以致都乐意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伴随着这些成功，极权主义的国家也在加强。希特勒每一次领土的获得，都涉及极权主义网络的扩大和警察恐怖的相应极端化，尤其是针对犹太人的。随着希特勒吞并奥地利，额外的25万犹太人落入他的控制当中；随着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又增加了35.7万犹太人。新的领土包括了比旧的帝国数量多得多的犹太人。警察恐怖的浪潮席卷了这些获得的领土。盖世太保和其他保安部队围捕政治上的敌人，建立集中营，迫害犹太人。纳粹在新领土上进行的一些新的极端的实验，尤其在奥地利，后来也在旧帝国上得到了运用。每一个成功之后，希特勒都发现西方强国并没有指责他，同时给他的印象是，他能够不受惩罚地继续他的侵略。在对外领域出现了这种状况，因此有充分的理由假定同样的情况也会出现在犹太人身上。西方外交上的绥靖包含了更大的对犹太人问题的绥靖，因为没有一个西方强国认为犹太人是至关重要的利益所在。每一个世界强国都为悲剧性地放弃犹太人做了准备。

1938年3月13日对奥地利的吞并，松开了反奥地利犹太人的无节制暴力的缰绳。进入奥地利的纳粹官员扩展了他们极权主义的警察体系，奥地利的暴徒发泄着他们受到抑制的对犹太人的攻击。奥地利的纳粹分子任意地抢劫犹太人的企业和公寓，咆哮的暴徒转而攻击长相明显的东方犹太人，他们戴着宽檐帽，留着耳边的鬓发和飘动的胡须。卑劣的街头场面显示了粗野的暴徒强迫犹太少年、老人和妇女用牙刷，有时用裸露的关节跪着擦洗街道。对奥地利犹太人的攻击经常比日益增多的对德国犹太人的攻击更为糟糕，组织得更好。事实上，奥地利的犹太人不仅是抑制多年的反犹太人愤怒释放的牺牲品，而且他们也更加快速地被贫民化，被强迫移民，或者被交付给集中营。就疯狂的奥地利纳粹分子而言，对复仇十足的渴望反映在令人惊讶的高自杀率上。仅1938年3月，就有1700名奥地利犹太人自杀。其中一位是著名的文化历史学家和演员埃贡· 弗里德尔，他从自己公寓的四楼跳楼自杀，而不愿遭到盖世太保的逮捕。奥地利最著名的信贷银行的董事会主席弗朗茨· 罗滕贝格被纳粹暴徒“逮捕”，从行进的汽车里被摔了出来，遭到杀害。一家化工厂的经理伊西多尔· 波拉克被奥地利纳粹分子毒打致死。无数其他普通的犹太人也有同样的遭遇。

弗洛伊德在最初的暴行爆发时得以幸免，但是他的女儿安妮很快被盖世太保带去审讯。弗洛伊德的一些最亲密的朋友，特别是恩斯特· 琼斯，催促这位世界著名的心理分析师立刻离开奥地利，但弗洛伊德最初的回答是：移民犹如战士放弃了自己的岗位。琼斯机敏的回答说服了弗洛伊德离开。他给弗洛伊德讲述了莱托勒的故事，他是“泰坦尼克”号的二副。当船在下沉、锅炉爆炸的时候，他被顶到海面。后来官方的审讯问及他为何弃船，他回答道：“我从没有离开船，是船离开了我。”借助国际关系的帮助，为了带家人离开奥地利，弗洛伊德从官方得到了必需的离境证件，尽管之前必然跳不过纳粹为犹太移民保留的各种令人恼怒和羞耻的障碍，包括良好行为的证明、护照、签证、专门的帝国飞行税。弗洛伊德的现金和银行存款被没收，他发往瑞士的所有文集被退回烧毁。作为羞辱的最后一招，盖世太保强迫弗洛伊德签署了他没有遭到恶意对待的声明。幸运的是，弗洛伊德讽刺性的话超过了盖世太保审讯官有限的智力：“我要向每一个人竭力推荐盖世太保。”1938年6月4日，弗洛伊德和他的家人离开了奥地利，移居英国。在一个忍受着集体死亡希望的国家，他再也做不了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