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及其《秦汉史》（第4/6页）

关于吕思勉《秦汉史》的撰述方式，汤志钧指出，“分上、下两编，上编叙述政治史，实际上是王朝兴亡盛衰的历史，基本上采用纪事本末体；下编分章叙述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文化学术上的各种情况，采用的是旧的叙述典章制度的体例。尽管不易看清历史发展的全貌及其规律性，但他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钩稽排比，鉴别考订，给研究者带来很多方便。特别是下编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文化学术部分，原来资料很分散，经过搜集整理，分门别类，便于检查。”（汤志钧：《现代史学家吕思勉》，《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2期）杨宽也曾经总结说，“吕先生为了实事求是”，“采用了特殊的体例”。这就是，“分成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是政治史，包括王朝的兴亡盛衰，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各个时期政治设施的成败得失，以及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等，采用的是一种新的纪事本末体。后半部是社会经济文化史，分列章节，分别叙述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民族疆域、文化学术等方面的具体发展情况，采用的是一种新的叙述典章制度的体例。”（杨宽：《吕思勉先生的史学研究》，《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具体来说，以秦汉史为对象“分别叙述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民族疆域、文化学术等方面的具体发展情况”，《秦汉史》的第十三章到第二十章是这样进行学术布局的：“秦汉时社会组织”，“秦汉时社会等级”，“秦汉时人民生计情形”，“秦汉时实业”，“秦汉时人民生活”，“秦汉政治制度”，“秦汉学术”，“秦汉宗教”。首先注重“社会组织”和“社会等级”的分析，将有关“政治制度”的讨论更置于“人民生计情形”、“实业”和“人民生活”之后，体现出极其特别的卓识。在对于“秦汉时社会等级”的论述中，所列“秦汉时君臣之义”和“士大夫风气变迁”两节，其中论议得到许多学者赞赏。这种新体例的创制，带有摸索试探的性质，自然不能说至于尽善尽美，但是对于史学论著中断代史撰述方式的进步，毕竟实现了推动。而且，我们今天看来，也并不认为这种方式会使人们“不易看清历史发展的全貌及其规律性”。我们以为，对于“历史发展的全貌及其规律性”的说明，最高境界是让读者通过对历史真实的认识，获得自己的理解。而作者强加于读者的说教，早已令人反感。特别是简单化、公式化和生硬地贴标签式的做法，往往使得历史学的形象败坏。

对于以《秦汉史》为代表的吕思勉的断代史研究，严耕望曾经著文《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予以评价。他写道：“有一位朋友批评诚之先生的著作只是抄书，其实有几个人能像他那样抄书，何况他实有许多创见，只是熔铸在大部头书中，反不显豁耳。”对于《秦汉史》等论著的撰写方式，严耕望也有自己的批评意见：“不过诚之先生几部断代史的行文体裁诚有可商处。就其规制言，应属撰史，不是考史。撰史者溶化材料，以自己的话写出来：要明出处，宜用小注。而他直以札记体裁出之，每节就如一篇札记，是考史体裁，非撰史体裁。”又据钱穆的说法，就《秦汉史》这几部断代史的写作初衷有所说明：“不过照宾四师说，诚之先生这几部断代史，本来拟议是‘国史长编’。”严耕望说，“作为长编，其引书固当直录原文。况且就实用言，直录原文也好，最便教学参考之用。十几年来，诸生到大专中学教历史，常问我应参考何书，我必首举诚之先生书，盖其书既周赡，又踏实，且出处分明，易可检核。这位朋友极推重赵翼《廿二史札记》。其实即把诚之先生四部断代史全作有系统的札记看亦无不可，内容博赡丰实，岂不过于赵书邪？只是厚古薄今耳！”（严耕望：《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大陆杂志》第68卷第1期）关于“撰史体裁”和“考史体裁”的区分，本来只是个别学者的意见。借用这一说法，应当说传统史学以“考史”居多。不过，在西方史学传入之后，“撰史体裁”压倒了“考史体裁”。其实，史学论著的体裁和形式本来应该允许多样化。苏轼诗句“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东坡诗集注》卷二八），指出了自然之美“各有态”的合理性。清人陈维崧笔下所谓“燕瘦环肥，要缘风土；越禽代马，互有便安”（《毛大可新纳姬人序》，《陈检讨四六》卷一二），也强调了多样性的自然。此所谓“风土”，本义是空间概念，或许也可以移用以为时间概念，则古人“王杨卢骆当时体”（杜甫：《戏为六绝句》）诗意，似乎也隐含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