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及其《秦汉史》（第2/6页）

所谓“把两汉政治历史分成十一个段落”，应是指《秦汉史》全书在“总论”之后就政治史的脉络按照年代先后分列十一章，即第二章《秦代事迹》、第三章《秦汉兴亡》、第四章《汉初事迹》、第五章《汉中叶事迹》、第六章《汉末事迹》、第七章《新室始末》、第八章《后汉之兴》、第九章《后汉盛世》、第十章《后汉衰乱》、第十一章《后汉乱亡》、第十二章《三国始末》。这样看来，首先，吕著《秦汉史》其实并非如杨宽所概括，是“把两汉政治历史分成十一个段落”，而是“把秦汉政治历史分成十一个段落”。其次，是将“三国始末”放置在“秦汉史”的框架之中。前者可以说是杨宽的小小疏误，后者则是值得上古史研究者注意的史学架构设计。

在东汉末年的社会大动乱中，曹操集团、刘备集团和孙权集团逐步扩张自己的实力，各自翦灭异己，逐步在局部地域实现了相对的安定，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一般所说的三国时期，自公元220年曹丕黄初元年起，到西晋灭吴，即吴末帝孙皓天纪四年（280年），前后计60年。三国时期的历史虽然相对比较短暂，可是对于后来政治、军事史的影响却十分深远。三国时期，文化节奏比较急迅，民族精神中的英雄主义得到空前的高扬，东汉以来比较低沉的历史基调迅速转而高亢。同时，各种政治主张和政治智谋也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得以实践。三国史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三国历史人物和三国历史事件在后世几乎为社会各色人物所熟知。历史知识在民间的普及达到这种程度，是十分罕见的现象。将三国史置于秦汉史之中进行叙述和总结，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吕思勉的这种处理方式，可能和他在《秦汉史》中提出的如下认识有关。他说：“以民族关系论，两汉、魏、晋之间，亦当画为一大界。自汉以前，为我族征服异族之世，自晋以后，则转为异族所征服矣。盖文明之范围，恒渐扩而大，而社会之病状，亦渐渍而深。”（本书第4页）于是秦汉史的历史叙述，至于“三国始末”之“孙吴之亡”（本书第424页至第481页），随后一节，即“三国时四裔情形”（本书第482页至第492页）以与“转为异族所征服”的历史相衔接。近年史学论著中采取将秦汉与三国并为一个历史阶段，在魏晋之间“画为一大界”这种处置方式的，有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中的第二卷《秦汉魏晋南北朝》（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版），又题《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6月版）。

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这样谈到人们的历史感觉：“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86页）读“战国之时”的历史，自然会关注秦的统一战争这条主线。而“三国竞争之时”本来即起始于汉末，如果并入汉史一同叙述，则许多人共同熟悉并深心“赞叹”的“事态百变，人才辈出”的上述四个历史阶段，都归入秦汉史的范畴了。按照吕思勉《秦汉史》的说法，即：“战国之世，我与骑寇争，尚不甚烈，秦以后则不然矣。秦、汉之世，盖我恃役物之力之优，以战胜异族，自晋以后，则因社会之病状日深，而转为异族所征服者也。”（本书第4页）这是从民族史和战争史的角度，指出了秦汉历史的时代特征，“社会”问题亦已涉及，而战国时期和三国时期均被概括到了这一历史阶段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