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及其《秦汉史》（第3/6页）

吕思勉《秦汉史》第一章《总论》开头就写道：“自来治史学者，莫不以周、秦之间为史事之一大界，此特就政治言之耳，若就社会组织言，实当以新、汉之间为一大界。”（本书第1页）这其实是十分重要的发现。两汉之际发生的历史变化，除社会结构外，政治形式和文化风格也都十分明显。不过，对于这一历史“大界”的说明，吕思勉《秦汉史》并没有揭示得十分透彻。就此课题进行接续性的工作，显然是必要的。可惜至今尚少有学者就此进行认真的探讨。

吕思勉对社会生活情景研究的重视，实现了积极的学术引导作用。他在《秦汉史》中于讨论“秦汉时人民生计情形”之外，专有一章论述“秦汉时人民生活”，分别就“饮食”、“仓储漕运籴粜”、“衣服”、“宫室”、“葬埋”、“交通”，考察了秦汉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宫室”一节，是说平民之居的，甚至“瓜牛庐”和“山居之民”、“以石为室”者。大体说来，已经涉及衣食住行的各种条件。而“葬埋”是死后生活条件的安排，当时人们是十分重视的，研究者自然不应当忽略。已经有学者指出，“重视反映社会生活方式的演变史”，是吕思勉历史著述的“一个显著优点”，“而这些正是现在通行的断代史著作中缺少的部分”。（王玉波：《要重视生活方式演变的研究——读吕思勉史著有感》，《光明日报》1984年5月2日《史学》）值得欣慰的是，现今一些学者的辛勤努力，已经使得我们对秦汉时期社会生活史的认识逐渐充实，日益深化。刘增贵《汉代婚姻制度》（华世出版社1980年版），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彭卫《中国饮食史》第六编《秦汉时期的饮食》（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等论著的问世，标志着秦汉社会生活方式研究的显著进步。而吕思勉《秦汉史》作为先行者的功绩，当然是后学们不会忘记的。

我们还看到，吕思勉《秦汉史》中“交通”一节及“仓储漕运籴粜”一节中有关“漕运”的内容，篇幅达到一万四千字左右，是为空前的对秦汉交通的集中论述。这在中国交通史的学术史上是应当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的。

有学者总结说，“吕先生的中国通史（包括断代史）著作是全部著作中的最巨大工程”。这一工作，“把他早期的想法《新史抄》逐步扩大和充实。所谓《新史抄》，其实也是自谦之辞”，“吕先生说的‘抄’，是说写的历史都是有‘根据’的，不是‘无稽之谈’，也非转辗抄袭，照样有独到之功的”。他自以为“性好考证”，“读史札记是他历年读史的心得”。除了继承乾嘉学者重视文献学功夫的传统之外，“吕先生的读史札记还重视社会经济、少数民族历史和学术文化方面的各种问题。因此，他既继承了清代考据学的遗产，同时又突破乾嘉学者逃避政治现实，为考证而考证的束缚”。

论者还指出，“写在‘五四’以前的《白话本国史》，在第一编‘上古史’中三次公开提到马克思和他的唯物史观与《资本论》，并说春秋战国时代社会阶级的变化，很可以同马克思的历史观互相发明”。“从这一点来说，吕先生接受新思想的态度是很积极的，是跟着时代的脚步前进的。”《吕著中国通史》抗日战争时期出版于日本人占领的上海，吕思勉在书中“是有寄托的”，他说：“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之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豫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有所启示。”这部中国通史最后引用梁任公译英国文豪拜伦的诗作作为全书总结：“如此好山河，也应有自由回照。……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胡嘉：《吕诚之先生的史学著作》，《蒿庐问学记》，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4页至第46页，第50页）回顾悠久历史亦期盼“自由回照”，也是今天的治史者和所有关心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们的共同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