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及其《秦汉史》（第5/6页）

时下最被看重的史学成果的载体，是所谓学术论文。现今一些学术机构的价值评定系统，对于论文的品评，又有若干附加的条件，例如刊物的等级，摘引的频度，篇幅的长短等。实际上，论文这种形式的通行，其实对于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国史学而言，是相当晚近的事。长期以来，中国传统史学所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论著，并非是以今天人们眼界中的“论文”的形式发表流传的。我们看到，即使在20世纪论文形式开始兴起之后，一些史学大师的研究成果，其实也并不是以这种整齐划一的定式生产出来的。有的学者认为有必要为高校历史学科的学生选编史学论文的范本，如果严格按照现今的论文格式规范要求，说不定王国维、陈寅恪等学者的许多杰作也难以编列其中。清乾隆《御选唐宋诗醇·凡例》写道：“李杜名盛而传久，是以评赏家特多。韩白同出唐时，而名不逮。韩之见重，尤后于白。则品论之词，故应递减。苏陆在宋，年代既殊，名望亦复不敌。晚出者评语更寥寥矣。多者择而取之，少者不容傅会。折衷一定，声价自齐。燕瘦环肥，初不以妆饰之浓澹为妍媸也。”关于诗人“名望”所以差异，论说未必中肯，然而最后一句，却指明了内容和形式之关系的真理：“燕瘦环肥，初不以妆饰之浓澹为妍媸也。”学术的“品论”和“评赏”，应当首先重视内容，形式方面的“妆饰之浓澹”，不是判定“妍媸”的主要标准。

所谓“札记”，其实就曾经是传统史学的“当时体”。许多中国史学名著当时都是以“札记”的形式面世，而后亦产生了长久的历史影响的。王应麟的《困学纪闻》、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陔余丛考》等，虽著者或谦称“睹记浅狭，不足满有识者之一笑”（赵翼《陔余丛考小引》），而内心实有“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顾炎武《与友人论门人书》）和“自信其书之必传”（顾炎武《与杨雪臣书》）的自负。这些论著在后来学人心目中的等级和价值，在史学学术史上的地位都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些论著均以札记形式存世。近世史学学者仍多有沿用札记形式发表学术创见者。如顾颉刚《浪口村随笔》（上海合众图书馆1949年油印），后经增订，辑为《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 10卷本《顾颉刚读书笔记》（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版）经顾颉刚先生亲订，并由后人整理，学术价值尤为珍贵。此外，陈登原《国史旧闻》（三联书店1958年版）、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贾敬颜《民族历史文化萃要》（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以及吴承仕《检斋读书提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罗继祖《枫窗三录》（大连出版社2000年版）等，也都是治史者不能忽视的名著。有的学者将论文、札记、报告以及演讲稿的合集题为“札记”，如李学勤《夏商周年代学札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也说明对“札记”这种学术形式的看重。吕思勉《秦汉史》等书有“札记”的痕迹，丝毫不减损其学术价值，反而使史学收获的样式更为丰富多彩。对于其价值甚至“过于赵书”即超过赵翼《廿二史札记》的意见，我们虽未必百分之百赞同，但也愿意在进行学术史评判时以为参考。

而《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的问世，当时也是史学界的一大盛事。至今我们依然可以时常在其中得到学术营养。其中甲帙“先秦”184条，乙帙“秦汉”120条，丙帙“魏晋南北朝”101条，丁帙“隋唐以下”56条，戊帙“通代”65条。我们看到，秦汉史料所占的比重也是相当可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