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魏玛时期”的国家建构与代表性危机（第16/20页）

然而，因几千年来的专制所造就的愚昧，中国民众并没有参与政治的兴趣，也缺乏相应的政治能力。这就需要有“先知先觉者”对民众进行灌输和动员。而以往的议会制政党与社会的关系都是围绕着争取选票而展开，缺乏对民众的宣传、教育、动员和组织功能。于是，十月革命之后夺取了俄国政权的一个新型政党——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吸引了孙中山的目光。

这种20世纪初出现的革命政党，与19世纪议会制政党完全不同，它以少数职业革命家为中心，有着绝对信仰、严密纪律的组织系统，它相信自己代表人民整体的、根本的利益，将一切权力集中在党的手中。在夺取政权之后，通过党国体制将党与国家机器高度合一，以激进的人民主权为号召，将人民主权整合在超越国家官僚机构的革命党手里，名义是主权在民，实质是主权在党，因为党是人民的先锋队，是人民利益的化身。在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曾经试图用会党的方式建立中华革命党，但那种以对领袖老大绝对忠诚的方式所建立的秘密会党，依然是传统的，缺乏神魅性，无论对党员还是民众，都没有足够的道德和政治的吸引力。而列宁式的革命政党，一方面用政党改造国家，将党置于国家机器之上，成为最高立宪者和最后的决断者；另一方面以政党整合国家与社会，通过强势的社会动员，将社会与国家联系起来，企图以此解决民初以来政党脱离社会、国家与人民隔膜的合法性危机。

从同盟会算起，国民党虽然有着近20年的历史，却组织系统涣散，党内暮气沉沉，革命精神流失，缺乏群众基础，对青年人既无吸引力可言，也非动员民众的行家里手。而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按照苏俄布尔什维克党模式，既有严密的组织，又有神圣的信仰，充满着革命热情，于是孙中山力排党内众议，决意联俄容共，接受苏俄全面的军事政治援助，并将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吸收入国民党，注入新鲜血液，将一个老旧的国民党改造为一个生气勃勃的列宁式革命政党。

五四运动的胜利，给孙中山最大的启示，乃是思想观念的功效，对社会动员来说必不可少。他说：“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80]五四之后，各种社会改造运动盛行全国，但社会改造也好，社会动员也好，都需要一种主义，一种现代的意识形态。儒家原来是整合社会、教化民众的政治与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到了清末民初，儒家已经全然式微，失去了其原来的感召力，而基于普世科学观的公理在流行了一段时间之后，由于其过于注重理性、注重科学，也无法实现社会动员的功能。于是，各种各样的主义就应运而生。革命党人所相信的主义，乃是一种强势的意识形态，它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之上，近乎一种世俗性的宗教。孙中山说：“宗教之所以能够感化人的道理，便是在他们有一种主义，令人信仰。普通人如果信仰了主义，便深入刻骨，便能够为主义去死。”他非常欣赏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的信仰精神和献身精神，号召国民党人“努力为吾党主义宣传”，感化百万民众，使三民主义“普遍于全国人民”。[81]强世功在分析革命党的神学逻辑时如此说：革命党“先有一个政道在，有‘天命’在，有领悟到这种天命的先知或者导师，然后在精英群体中培养门徒，从而形成一个先锋队组织，这就是党员组织，再去动员整个社会大众。洛维特说过，马克思主义乃至所有近代启蒙思想中的历史进步观，都是中世纪的救赎神学在世界历史中的展开而已，其背后乃是政治神学”。[82]这就意味着，革命党与之前的议会政党的差别，乃是自认有天命所在，党犹如基督教的教会，拥有超越于国家之上的权威，其权威性即来自党所信仰的主义，主义因为与天命相通，所以具有政治神学的性质，具有极大的神魅性和吸引力，那是其他议会性政党所无法比拟的。在德国魏玛时期，自由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之所以无法与共产党人和纳粹党竞争，乃是缺乏足够的创新精神和现代的宣传技术，在鼓动群众方面处于下风。[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