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魏玛时期”的国家建构与代表性危机（第14/20页）

无论是多数议决的代议制，还是一人独裁的行政威权制，到了1917年左右，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下，它们内在的缺陷都显现出来，无法代表人民的共同意志，那么，公意究竟如何体现？在日益逼仄的政治空间之中，整个社会潮流越来越趋于激进，政治重心也从上层政治开始转移向底层国民，于是，在俄国革命的召唤之下，一种新的、自称可以代表全体人民意志的新体制在中国出现了。

四、人民直接呈现公意？

1916年新年伊始，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一九一六年》，提出：“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其结果也，不过党派之胜负，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必无与焉。”[68]陈独秀像一只过早报晓的公鸡，他的声音回荡在破晓前的黑夜，无人回应。此时无论是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还是孙中山为领袖的中华革命党，一个还做着与段祺瑞合作的美梦，另一个在南方借助军阀护法再图革命，他们的眼光都盯着中央或地方的各路实力派，全然不知国民运动为何物。

然而，两年之后，形势丕变。梁启超被安福系排挤，出洋考察大战之后的欧洲，孙中山被南方军阀逼迫离开广州，回到上海潜心著述。1918年之后，无论是研究系，还是国民党，都对政治体制内部的变革绝望，开始放弃顶层设计，寻找另外的道路。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是中国政治的重要转折点。在这之前，无论是新派国民党人，还是旧派立宪党人，都是眼光往上，迷信财力、军力，以为要掌握国家权力，凭借的就是政治的实力，虽然在理论上肯定人民主权，但从来没有正视过社会力量与国民运动。辛亥革命就是一场少数革命精英与传统士绅合作的上层革命，与社会底层的民众基本无涉。然而，五四运动的成功，让他们发现，虽然学生和市民无一兵一卒，但只要他们联合起来，凭借观念的力量、新型知识分子的热情和全体市民参与的“三罢运动”，竟然可以逼迫北洋政府让步，取得社会运动的完胜。五四运动给了各党派极大的启示，原来国民的运动胜于军事力量，观念的力量未必输于物质的实力。于是，在军阀那里屡次碰壁的国民党和研究系，都不约而同地从上层转向了社会，开始注重文化的建设，到社会之中去积蓄改造政治的力量。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研究系期望的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联合社会的职业阶层，建立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社会，而国民党则以革命精英为主体，发动底层民众，酝酿直接民主的国民革命。

梁启超在出行欧洲之前，与研究系一帮好友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69]研究系的雄心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从事新文化事业，以上海为大本营，办《改造》杂志、《学灯》副刊，接收中国公学，成立讲学社邀请杜威、罗素等国外大学者来华讲学，以此与风头正劲的北京《新青年》这些新型知识分子争夺思想文化的市场；另一个是联合职业阶层，形成新的社会力量。打造“中等社会”是晚清以来梁启超等人的社会理想，这个中等社会过去指的是士大夫、绅商阶层和自由职业者，[70]但现在指的是知识分子与“业界”即职业团体、职业阶级的联盟，也就是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的联盟。当他们对政党代议制、联合军阀的开明专制一一绝望之后，其政治主张就转向了基尔特社会主义，希望通过职业团体的力量，用职业代表制取代政党代议制，不再是议会中的政党，也不是行政系统的强人，而是由市民阶级绕过这些政治的代理人，以工团主义的方式直接参与国家公共事务。[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