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魏玛时期”的国家建构与代表性危机（第15/20页）

与此相适应，他们在上海推动了一系列国民自决运动，比如1920年代初上海的实业界、银行界和文化教育界的各界人士不满北洋政府的政局混乱，对中央政府彻底失望，发起了民间的国民大会运动。在蔡元培的提议之下，由商界的聂云台和教育界的黄炎培主持，举行商教两界联席会议，议决发起全国八团体国是会议，邀请张君劢草拟《国家宪法草案》，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在这些国民自决运动的背后，研究系知识分子都担当了推手的角色。然而，虽然他们的眼光移向了民间，但这个民间并非社会底层的民众，而是有职业、有财产、中庸温和的中产阶级，他们所希望的市民社会运动，乃是有秩序的变革，并非疾风暴雨式的民粹革命。张东荪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一国内之民虽为平等，然对于国家之担负，则视其能力而有等差。故担负国家之责任，中上社会之人较下等社会为多也；则改良中上社会自较改良下等社会为供献于国家者多”；“吾人宜亟改善中上社会之教育方法。至于下等社会之教育普及尚非当务之急，容于异日图之。”[72]两千年的中国士大夫，虽然致力于社会变革，但最恐惧的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动乱和革命，革命一来，玉石俱毁，国家陷于万劫不复的动乱之中，革命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一轮新的专制。因此，温和的研究系知识分子所期望的是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改善民生，通过知识与教育驯化底层民众，让他们中产化和文明化，虽然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但人民中的“不知不觉者”不能直接出场，出场必将引起大乱，需要由人民中的中坚分子即知识分子（“先知先觉者”）和中产阶级（“后知后觉者”）代表全体人民引导政治，实现公意。

与研究系知识分子惧怕民粹不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到了1920年代开始直接诉诸民众。其实早在民国建立之初，孙中山对宋教仁带领国民党走代议民主制道路、搞责任内阁制是不满意的，他后来说，为什么不是中华共和国，而是中华民国？因为前者是代议制，后者是人民直接掌权。[73]他甚至说，《临时约法》没有规定具体的民权，“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那一条，是兄弟所主张的，其余都不是兄弟的意思，兄弟不负那个责任”。[74]二次革命之后，孙中山重提民初国民党所不屑的革命建国三程序说，将直接民权的宪政作为最终的建国目标，而所谓的训政乃是训练百姓有行使“直接民权”之能力，以实现与代议政治不同的“全民政治”。孙中山思想的忠实阐释者、国民党内的理论家朱执信在五四之后国民党创办的理论刊物《建设》杂志上撰写系列文章，为直接民权论作了大量的论证。他说，《天坛宪草》的根本错误，“就是只有国会的最高权，没有人民的最高权”。他责问：“为什么不须人民直接参与政治呢？为什么要这代表制度呢？”“人民要求制定一种包含直接民权规定的宪法，以人民为最高机关来运用的宪法。”[75]朱执信认为：要救济代议制无法代表人民之害处，最良之方法，乃是实行直接民权，而欲实现直接民权，“非用卢梭所想像之人民总意，由国民全体集会，决定一切政治上问题不可”。[76]代议民主制的间接民权与激进民主制的直接民权之最大区别，乃是人民是否出场。在孙中山、朱执信等国民党人看来，民初的政治，无论是代议制，还是威权制，人民都被代表、虚空化了，他们要发动一场直接的国民大革命，让人民直接起来参与政治，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建立真正的民国。

人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那么，究竟何谓人民？如果说，在研究系知识分子心目中指的是中产阶级的话，那么，在国民党这里，其具体涵义，乃是指底层的平民大众。激进的民主论，并非从国民党开始，实际晚清的无政府主义者那里，就有其源头。民主（democracy）进入中国之初，就带有强烈的民粹主义（populism）色彩，democracy除了音译为“德谟克拉西”之外，最流行的译法是“平民主义”或“庶民主义”，即反智的、反贵族、反上流社会的底层民众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的主人。[77]五四运动前后所出现的“劳工神圣”观念，使得原本是士农工商的社会被颠覆，“治于人”的劳力者比“治人”的劳心者更具有道德的优越性。朱执信提出：“现在的中等社会，应该有撤去中等社会、劳动社会的界限决心，把中等社会合并进劳动社会里头。”[78]在激进的国民党知识分子看来，代议制代表的只是少数富人的利益，而直接民权才能让底层民众有政治参与的机会。廖仲恺说：“代议制度原是防行政部门专制不得已的办法。近来这制度本身的缺点，跟着政党的弊端透底显露，少数政客利用政党的力量，假托平民政治的招牌，来行富人政治、特权政治之实。”[79]而直接民权正是要改变代议制的富人政治、特权政治，让被排斥、被主宰的平民大众有参与政治、决定国家事务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