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莫扎特服务德国帝国主义（第13/20页）

30.（本页和下页）德国研究院于1941年7月13日至20日举办的巴黎莫扎特音乐周的节目册。

莫扎特音乐周的节目册也反映出两国大致相等的参与度。就法国而言，法兰西喜剧院（Comédie-Française）的总管让—路易·弗多瓦耶（Jean-Louis Vaudoyer）写了一篇题为《莫扎特在巴黎》的文章。文后是莫扎特在1778年7月3日给父亲的一封信的法译本。信中，莫扎特以罕见的积极评价描述了自己在巴黎的经历。如果还需要其他素材佐证法德两国对莫扎特的共同崇敬，节目册还收录了乔治·桑、安格尔、斯汤达、歌德和弗里德里希·麦尔乔尔·格林等重要人物对莫扎特的评价。

德国方面的主要供稿人是海因里希·施特罗贝尔（Heinrich Strobel）和埃里希·瓦伦丁。施特罗贝尔此前是新音乐刊物《米洛斯》（Melos）的编辑。他在1938年离开纳粹德国，来到巴黎，主要是由于他的社会主义倾向。他被聘为《巴黎时报》（Pariser Zeitung）的音乐通讯员，文章里常显露出亲德倾向。[520]他为瓦伦丁演讲中上演的三首四重奏撰写了曲目介绍，还写了一篇题为《莫扎特的天才》（Le Génie de Mozart）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字并未显露出任何明显的纳粹修辞，其中后一篇还强调了作曲家“综合”各民族风格的“能力”。[521]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埃里希·瓦伦丁的《萨尔茨堡莫扎特学院的历史和使命》（Le Mozarteum de Salzbourg, son histoire et sa mission）一文则紧贴宣传阵线；特别是，它提到该校最近升级为帝国音乐高等院校及其让年轻一代在文化、政治、哲学背景中理解音乐的教学目标。[522]

从当时的报道来看，莫扎特周不仅受到巴黎观众的热烈欢迎，也成功达到了其展示两国紧密合作之积极成果的目标。吕西安·勒巴泰（Lucien Rebatet）在发表于“合作主义”4报纸《我无处不在》（Je suis partout）的文章里说，这样的友好共处已经不言自明：

我希望不必在这份报纸中阐述从柏林国家歌剧院到我们的歌剧院的这些演出所具有的深刻政治意义。这些演出的意义已不只是象征着两国的和解。[523]

基·费绍尔给《音乐信息》的文章也洋溢着热情，不亚于勒巴泰。他趁这个机会，赞扬了德法两国音乐家“以同等的热忱和无间的合作效命于这位萨尔茨堡大师”的共同努力和德国研究院的文化使命；这一使命促成了“两国最好的艺术元素的共同参与”。[524]

无疑，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溢美之辞让费绍尔和勒巴泰得以受邀加入即将造访1941年维也纳莫扎特庆祝活动的法国代表团。代表团的许多其他成员来自法国莫扎特协会。1941年8月，在德国研究院要求下，为与萨尔茨堡莫扎特学院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法国莫扎特协会进行了重组。协会主席由著名学者阿道夫·博斯肖担任，他是唯一受邀在维也纳莫扎特大会上发言的法国人。协会的荣誉委员会由音乐学院院长、巴黎歌剧院总秘书长和一些教授组成。[525]

下半年里，两国也有些机会展示在莫扎特方面的更多合作。例如，大德意志电台的莫扎特系列广播中，第五集就是在巴黎电台录制的，于10月5日在柏林播出。这期节目题为“在巴黎受冷落”，演的是《管乐交响协奏曲》（K.297b）和《长笛与竖琴协奏曲》（K.299），由德国指挥家鲁道夫·舒尔茨—多恩伯格（Rudolf Schulz-Dornburg）指挥皮埃内协会乐团（Orchestre de l’Association Gabriel Pierné，即1873年由犹太指挥家爱德华·科洛涅〈Édouard Colonne〉于1873年创办的乐团，新近被雅利安化）演奏，由一群知名的法国音乐家担任独奏。大德意志电台在这一期的做法和同系列其他几期不同，并未在官方节目册里列出演奏者的名字。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目标听众是德国人，为此次广播而发行的节目册里对法国人并不友好，反而强调说，和瓦格纳一样，莫扎特在巴黎困难重重的经历只不过是加强了他萌芽中的德意志爱国主义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