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莫扎特服务德国帝国主义（第12/20页）

此后，在德占期，波兰并未出现关注莫扎特甚于其他德国作曲家的情况。不过，莫扎特的艺术被德国人挪用为在东线鼓舞士气、重整旗鼓的工具。1944年初，《维也纳费加罗》发表了一篇埃里克·韦尔巴（Erik Werba）撰写的评论，评的是东方广播集团（Sendegruppe Ostland）播出的一场莫扎特《安魂曲》。这场演出于1943年12月12日在明斯克的东方德语剧院（German Theatre of the East）举行，观众中有1200名士兵和“东部前线的文化先锋”。韦尔巴将其描述为“在阴沉灰暗的时刻对光明的纪念”[515]。所谓“阴沉灰暗”指的是在白俄罗斯日益增长的德军伤亡。这场演出就是纪念他们的。韦尔巴也许不知道，在此前一周有一个更“阴沉灰暗”的时刻：明斯克的最后一批犹太儿童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

莫扎特在法国

德军于1940年6月开进巴黎。占领者即刻开始强行干涉法国首都的日常生活。为达到这个目的，戈培尔的宣传部成立了宣传连（Propaganda-Staffel），以接管媒体和文化事务。但同年8月，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任命奥托·阿贝茨为德国驻法国大使，文化事务也成为阿贝茨的负责领域。阿贝茨虽然推行无情的种族净化政策，和德国警察及盖世太保合作，收缴犹太人艺术收藏，查禁不可接受的文学作品等等，但他比戈培尔更关心建立两国之间建设性合作的氛围。

阿贝茨是法国迷，他特别想把法国知识精英拉拢到纳粹事业上来。1940年9月，他在波兰大使馆前驻地萨冈宾馆（Hôtel de Sagan）为巴黎德国研究院（Institut Allemand）揭幕，并任命罗曼语文学专家卡尔·艾普亭（Karl Epting）为院长。在接下去的四年里，德国研究院将在协调、建设法德亲善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在艾普亭的热情领导下，学院开展了一项宏伟计划，以一系列活动来高调展示德国文化经典，“充分利用经过时间检验的声名和品位”[516]。

莫扎特的音乐无疑也位列“德国文化经典”，是一个可用来促进两国友谊的诱人武器。这不只是因为莫扎特的音乐具有超越国界的吸引力，也是因为法国人早就对莫扎特有着强烈的兴趣和热情，最明显的就是体现在几位学者——泰奥多尔·德·维泽瓦、乔治·德·圣弗瓦、阿道夫·伯斯肖和亨利·盖翁（Henri Ghéon）——新近的深入研究上。[517]法国人对莫扎特景仰若此，德国研究院自然乐于加以利用，1941年的莫扎特年纪念就给了他们一个完美的机会。例如，1941年5月，德国研究院赞助柏林国家歌剧院造访巴黎歌剧院。柏林国家歌剧院带来了德国剧目的两个台柱：由约翰内斯·许勒（Johannes Schüler）指挥的莫扎特《后宫诱逃》和赫伯特·冯·卡拉扬指挥的瓦格纳《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基·费绍尔（Guy Ferchault）在《音乐信息》报道说，法国公众对两场演出都报以巨大的热情。费绍尔也感谢艾普亭和德国研究院组织了整个活动。[518]

在德国研究院庇护下，“巴黎莫扎特音乐周”（Semaine de Mozart à Paris）于7月13日至20日举行。音乐周规模更大，也真切地展示了法德两国的合作。巧的是，一块莫扎特纪念牌恰于此时在博维旅馆（Hôtelde Beauvais）揭幕，以纪念1778年莫扎特于该旅馆的五个月逗留。音乐周共四场音乐会，在不同的场地举行（包括巴黎皇家宫殿广场和巴黎音乐学院），法国和德国乐团各演一半。[519]宣传性元素包括埃里希·瓦伦丁的演讲《沃尔夫冈·阿玛德乌斯·莫扎特，他的作品和信息》（Wolfgang Amadeus Mozart, oeuvre et message）。演讲中，萨尔茨堡莫扎特学院四重奏做了示范演出。之后，该团在维希法国诸城市举行巡演，上演同一套曲目。莫扎特周的压轴戏是巴黎喜歌剧院的《费加罗的婚礼》，由欧仁·比戈（Eugène Bigot）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