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莫扎特服务德国帝国主义（第15/20页）

“大型莫扎特节”在一周之内共有九个活动，唯一纯粹由德国人献演的是柏林赫尔曼·迪纳室内合奏团（Chamber Orchestra Collegium Musicum Hermann Diener Berlin）的音乐会。另有两场音乐会是法德合作的成果。一是理查德·利舍（Richard Liesche）指挥的不来梅大教堂合唱团（Bremen Domchor）携手巴黎音乐学院音乐会协会管弦乐团（Orchestre de la Société des Concerts du Conservatoire, OSCC）和一组来自两国的独唱家共同在夏乐宫上演的音乐会，曲目是《C小调弥撒》里的垂怜经和荣耀经以及《安魂曲》。另一场是在最后一晚，由常驻莱比锡的指挥家赫尔曼·阿本德罗特（Hermann Abendroth）指挥音乐学院音乐会协会管弦乐团上演。曲目中唯一的莫扎特作品是《C小调钢琴协奏曲》（K.491），独奏为汉斯·贝尔茨（Hans Beltz）。这一首之前和之后是两部让莫扎特遗产进入20世纪的作品：菲利普·雅尔纳赫（Philipp Jarnach）的《有莫扎特的音乐》（Musik mit Mozart）和马克斯·雷格尔的《莫扎特主题变奏曲和赋格》。

由于许多“合作”作家远在维也纳，享受着莫扎特音乐周的奢华与好客，对“大型莫扎特节”的评论意见中——如《音乐信息》所显示的——对德国人参与的节目好言不多，而对法国人的成就则吹上了天。[529]音乐节用两位20世纪德国作曲家受莫扎特启发的作品来收官，乔治·丹德洛（Georges Dandelot）认为这种安排没有说服力。他认为，虽然雅尔纳赫出生于法国，作品里有着精致的织体，配器声音也非常融合，但雷格尔的配器是低劣而单调的，赋格部分特别显示出最糟糕的学究气，“十分无趣”[530]。

不用说，在德国那边，汉斯·格奥格尔·邦特（Hans Georg Bonte）并不同意对雷格尔的恶评。他在为《音乐时报》撰写的“大型莫扎特节”乐评中称赞赫尔曼·阿本德罗特让音乐学院音乐会协会管弦乐团的弦乐和管乐能够无间合奏，给雷格尔的作品以色彩丰富的演绎。但他的文章主要在于展示法国演奏者演奏莫扎特时的抒情和感伤特质，还强调像“大型莫扎特节”这样的活动能够成功地打破文化隔阂。这都是德国读者爱看的。[531]

整个法国的其他地方在1941年还有别的莫扎特年庆典活动，但不清楚这些活动会在多大程度上像巴黎那样明确地宣示法德团结。例如，在波尔多，1941年的莫扎特音乐节没有显示出任何政治干扰，几乎可以确定“表现出与和平时期相差不多的特点”。[532]不过，在维希法国的部分地区，莫扎特被用来象征抵抗。例如，有一半犹太血统的雷纳尔多·哈恩（Reynaldo Hahn）在德军占领巴黎之后不得不弃城而去，但他作为莫扎特专家声名显赫，这使得他能够于1941年6月在马赛指挥一个莫扎特音乐节，尽管他后来被禁止活动。[533]一年后的1942年，马赛有两个莫扎特节在蒙特雷东（Montredon）隐秘的环境中举行。音乐家帕布洛·卡萨尔斯（Pablo Casals）和克拉拉·哈斯基尔（Clara Haskil）正在那里躲避德国人。[534]

让·布吕勒（Jean Bruller）化名维尔高（Vercors），于1942年在巴黎秘密出版小说《海的静谧》（Le Silence de la mer）。书中，他警告法国公众不要轻易臣服于占领者试图赢得民心的举措。维尔高认为，音乐在安抚人心的过程中，是一种特别危险的武器。相应地，在他的小说里，一位德国军官占领了一位老人和他的侄女的房子，这位军官恰好此前是一个作曲家；他梦想着能够实现法德两国人民的友谊，但发现德军的真正目的是要毁了法国而非架起沟通桥梁时，他的梦想就破碎了。

从巴黎的莫扎特音乐节获得的好评和极高的参与度看，法国人并未在意维尔高的警告。但观众参与宣传连和德国研究院举办的活动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买合作主义政治的账。埃斯塔班·布赫（Estaban Buch）在谈到贝多芬在巴黎被占区的接受情况时说，一些前往观赏音乐会的人只视其为“一个愉悦的美学避风港，能逃避残忍的外部世界”，而另一些则用他们对莫扎特作品的热爱来满足“对自由的饥渴，或用来忘记——尽管只是暂时的——他们对压迫者的恨意”[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