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把莫扎特雅利安化（第6/16页）

其他对此表示支持的重要人物包括顶尖莫扎特学者路德维希·席德迈尔博士。他在1935年10月4日的《科隆日报》表扬了NSKG推广“齐格弗里德·安海瑟尔博士那敏锐贴切的译本”的努力，这个译本成功地以“其最纯粹、未受损害的形式”呈现了莫扎特的作品，把它“从19世纪的层层迷雾中解救出来”，“终于终结了德国歌剧舞台上盛行的滑稽译本”。[175]相似地，著名男中音格哈特·许施（Gerhard Hüsch）感到不得不说服他那些不情愿的同行，不能再不加思考地紧抱莱维译本，而应该拥护安海瑟尔译本。许施告诉1935年12月号《舞台》（Die Bühne）杂志的读者，八年前，他曾在一次科隆歌剧院上演《费加罗的婚礼》新制作时坚定拒绝学习赫尔曼·莱维的译本。后来在柏林演这部戏时，他也坚持拒唱莱维译本。他说，尽管他认识到歌手大多拒绝重学新词是可以理解的，他仍坚持这个立场。但他认为，这种情况正在发展成一种慢性病，特别是就莫扎特而言。而在许施看来，没有人可以“驳斥我的观点，即莱维的译本，除了是一个东拼西凑的大杂烩以外，脸面上也打着太多‘不合格’的标识”[176]。

在这段时间里，安海瑟尔在一系列文章中不懈推广自己的作品。在他最早的一篇发表于1934年11月2日《人民观察家报》、标题为《德国的舞台，德国的莫扎特》（Der deutschen Bühne den deutschen Mozart）的文章里，他再次陈述在1931年10月号《音乐》杂志中已经提过的观点和例证，但语调比三年前苛责得多，对德国的歌剧院依然不愿接受他的《费加罗的婚礼》译本，他表现得特别痛苦。[177]但在专业期刊上，安海瑟尔总体较为克制，在比较他的译本和前人译本（包括莱维的）采用的不同手法时，分析得十分细致。[178]

在进行这大量的翻译和撰稿工作时，安海瑟尔同时在写《为了德国的莫扎特》（Für den deutschen Mozart）一书。该书出版于1938年，是他终生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全书大部分篇幅里，安海瑟尔都在扩展在他早先的研究文章里就为人熟知的对文本和音乐之关系的极为辛劳的分析和语义学讨论。只有在一个题为“赫尔曼·莱维和其他犹太译者：犹太教在莫扎特和瓦格纳事务中的位置”（Hermann Levi und die anderen jüdischen Übersetzer：die stellung des Judentums zu Mozart und Wagner）的段落中，他向毫无学理的反犹主义投了降。[179]除了对赫尔曼·莱维加以人身攻击，他在此采取的论述手法是我们所熟悉的阴谋论，即，犹太人为了对抗瓦格纳，将莫扎特霸占为他们最喜爱的作曲家。安海瑟尔认为，因为不可避免的局势，这种阴谋论在莫扎特生前就开始了。他提出，莫扎特在18世纪80年代定居维也纳后，如果想从哈布斯堡宫廷获宠，那在剧本作者方面就别无选择：

犹太人会想要把莫扎特变成他们最喜爱的作曲家；他们甚至觉得自己是他的遗产的护卫者，甚至可能想过给他打上“犹太同仁”的标签。毕竟他们可以争辩说，达·蓬特这个改信基督的犹太人成了莫扎特最重要的意大利歌剧的剧本作者！然而，他们却忘了，或过于轻易地隐藏了这样的事实，即，遭到意大利人深重压迫、为了让自己的艺术得到认可而进行着最艰苦的战斗的莫扎特，不得不用一个被认可的、在宫廷有影响力的剧本作者才能在维也纳得到上演机会。皇帝约瑟夫二世在1784年就任命达·蓬特为官方的宫廷剧作家，而且委约这些创作的也是皇帝本人。实情是，只有被皇帝命令上演的歌剧才能保证得到上演。[180]

6.一份强调了安海瑟尔《费加罗的婚礼》译本之流传广泛的广 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