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把莫扎特雅利安化（第5/16页）

和NSKG的关系很快获得丰厚的利益。除了科隆的演出外，安海瑟尔的《费加罗的婚礼》译本在1934年夏天也登上了向整个德国的广播站点传送的“本国一小时”（Stunde der Nation）节目。把莫扎特的意大利语歌剧德语化的脚步加速了。国家社会主义文化团体德意志音乐出版社（Deutscher Musikverlag in der NS-Kulturgemeinde，以下称NSKG音乐出版社）在1934年出版了安海瑟尔改编《假扮园丁的姑娘》（安氏版标题为《为爱而行的女园丁》）的剧本和声乐谱。次年夏，《为爱而行的女园丁》于慕尼黑音乐节期间在慕尼黑王宫剧院（Residenz Theater）高调上演。[167]接下来，安海瑟尔把注意力转向其他两部达·蓬特歌剧。1935年，NSKG音乐出版社出版了安氏版《唐·乔万尼，或遭受惩罚的浪荡子》（Don Giovanni oder der betrafte Wüstling）的剧本和声乐谱；次年，柏林的新剧院出版社（Neuer Theaterverlag）出版了他的《女人心》。

5.使用齐格弗里德·安海瑟尔1935年“雅利安化”德译本的《唐·乔万尼》钢琴缩谱封 面。

既然已经出版安海瑟尔的两个译本，并承担他的《费加罗的婚礼》改编版的发行任务，NSKG及其《音乐》期刊就着手最广泛地传播他的大作。1934年起，《音乐》期刊有效地展开了一场为作者造势的宣传运动，频繁刊载了不同评论家赞赏安氏作品具有深刻德国特质的文章和评论。[168]与此同时，这份刊物还特别热衷于点名批评仍在上演莱维译本的歌剧院。柏林国家歌剧院首当其冲。1935年11月，批评家赫伯特·盖里克在评论该歌剧院上演的《女人心》时，强烈反对理查·施特劳斯在场刊上对“赫尔曼·莱维那几乎典范性的译本”的赞扬。[169]

几个月后，《音乐》因德累斯顿国家歌剧院全新制作《唐·乔万尼》却依然使用莱维译本而对其大肆挞伐：

演出只有一个严重的污点。它用了赫尔曼·莱维那老朽的译本（而场刊谨慎地掩盖了这一事实）……众所周知，莱维的译本力有不逮，而且，我们有齐格弗里德·安海瑟尔的译本。安氏的译本是以德语之精神打造的，同时也贯穿了莫扎特音乐的精神，和他几年前翻译《费加罗的婚礼》用的是一样的方式。在我们看来，重点剧院应该起到示范作用，而不是把给莱维译本的尸体镀上艺术的亮色当成自己的任务。[170]

针对赫尔曼·莱维的封杀从1936年起加速了。那年四月，赫尔曼·基勒（Hermann Killer）在评论柏林市民歌剧院上演的德语版《费加罗的婚礼》时，强调了一点，即“不用说，莱维的改编在今天的德国已无立足之地”[171]。弗里德里希·赫尔佐格（Friedrich Herzog）语气更强。在评论1937年1月安海瑟尔版《女人心》的首次演出时，他请求帝国戏剧局（Reichstheaterkammer）的高层权威确认安海瑟尔版的首选地位并规定莱维版演出为非法。[172]这一立场，1937年2月13日的《人民观察家报》有更强烈的表态：

之前那位糟糕的莫扎特德译者是个犹太人这一点，只能更鼓励我们投入斗争；而安海瑟尔的文本更新工作也总是遭到犹太人及其同谋的攻击！每一个德国人显然都会同意，既然已经有了好的德译本，那么，只因为院墙中某些“多少有些地位的人”一想到要重学台词就绝望得发抖，只因为他们墨守成规地把他们的赞助人莱维的名字漆在大门上并想以“传统”的名义封锁每一个能透进德国精神之新鲜空气的缝隙而在德国的剧院仍然上演莱维的坏译本，就必须被看作“德国的污点”。[173]

支持安海瑟尔、反对莱维的运动也在纳粹党罗森堡一脉的核心圈子之外的地方获得了支持。例如，汉斯·西科尔斯基博士（Dr Hans Sikorski）在1936年和1937年写信给宣传部的汉斯·辛克尔，谴责柏林青年剧院（Berlin Youth Theatre）上演使用赫尔曼·莱维译本的制作。西科尔斯基是德国戏剧作家和戏剧作曲家出版和销售处的负责人，安海瑟尔出版物销量上涨，他也直接获利，因此他希望辛克尔能利用他的影响力来确保德国广播界权威机构禁止播送用莱维译本的演出。[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