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第8/16页）

1991年9月24日，24岁的戈麦在北京西郊的万泉河跳河自杀，在殡仪馆，西川第一个走进告别室。两年后，诗人西渡编选的戈麦诗集《彗星》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在这本诗集的卷首文章《戈麦自述》中有一句话：“戈麦喜欢一切不可能的事，他相信一位年岁稍长于他的诗人的一句话：‘让不可能的成为可能。’”这句话中提到的“年岁稍长于他的诗人”就是西川，“让不可能的成为可能”出自于西川的短诗《李白》的第一节。

当时西川还在新华社工作，由于一个媒体人和诗人的双重身份，西川对诗歌创作以及生活的本质具有常人难以理解的深刻。诗人身份使本职工作不再枯燥，而媒体人的身份，又无形中纠正了诗人身上的某种偏颇，这也许是在大多数诗人都走向偏激和疯狂之后，西川仍一直能够保持开阔和理智的原因。

但自己不疯狂，却不能阻止别人的疯狂，20多年来，西川对“疯狂”的诗人已见惯不怪。据《疯子·骗子·傻子》一文介绍，一天下午，单位楼下的传达室给西川打电话，说有人找，请他马上到传达室来。西川放下手头的工作，到了传达室，看到一个矮个子男人在里面。西川很友好地问他叫什么名字。这男人反问道：“这重要吗？”把西川弄得一脸窘迫。

尽管心里不大舒服，西川还是很有风度地请他去办公室聊，而来客不愿意去办公室，只想在传达室聊。然后，“他开始诉说他的苦闷、他的愤怒，他向我抱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人心，他痛斥了这个国家、这个文明。我坐在一边，没有插嘴的余地。”这人说完后，并不告辞，而是安静了一会儿，又向西川打听其他诗人的情况，比如某某是不是离婚了，某某是不是还没有男朋友，某某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某某的老婆为什么要自杀，某某是不是就要得诺贝尔奖了，等等。面对这个热衷于打探别人隐私的诗人，西川只好一概回答“不知道”。在两人分手时，没有探听到任何“情报”的诗人突然冒出一句：“一个人，还活着，躯体已经发臭了！”

最精彩的是西川转述的邹静之的故事——

《诗刊》编辑、诗人邹静之给我讲过另一个疯子的事。有一段时间，他每天都能收到一封电报。电报内容与一般言简意赅，诸如“李克明5月19日乘666次车到京请接站”之类的东西不同，而是具有一种抒情性的缥缥缈缈，比如“秋天来了，树叶红了”。这种违反常识的电报让人摸不着头脑，让人觉得自己被一个躲在暗处的、意图不明的人给盯上了。静之的不安一天比一天强烈：“每天你桌上都摆着这样一封电报，你想想那会是什么感觉！”随着静之的不安逐渐变成恐怖，恐怖的电报就来了：“我在逃亡。有人要在密林里杀死我。”此后的电报一封比一封血腥。静之努力控制自己，不去读桌上那血淋淋的电报，但鬼使神差，他又总是控制不住，他觉得自己正被一步步拖向疯狂。但后来电报不来了，静之松下一口气，可同时内心也有了些空落落，觉得一个故事没有结尾。一天，静之在文联大楼里的《诗刊》编辑部接待了一位浙江青年诗歌作者。那人问静之：我拍给你的那些电报你都收到了吗？静之大吃一惊，原来那些血淋淋的电报都是眼前这个人拍的。可看他的样子，正经的文学青年，老实巴交，不像个爱搞恶作剧的家伙。那人与静之聊了半天诗歌与诗坛，一切正常，只在临告别时脸上露出了狡猾的，也可以说是白痴的，也可以说是疯狂的微笑。他低声对静之说：“我留在《诗刊》的稿费你就随便花吧！”此人曾给《诗刊》投过许多稿，但从未在《诗刊》上发表过，哪儿来的稿费！这下静之看得清清楚楚：一个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