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消费国石油机制（1974—1981年）（第5/12页）

无论是跨国公司、各国政府还是国际能源机构都未曾料及1979年初爆发的石油危机。由于工人罢工和革命运动影响，在1978年秋伊朗石油产量下降的同时，国际能源机构各成员国却减少了各自的石油储量，而且也无意对此采取强有力的政治行动。尽管国际能源机构执行总裁启动了石油供应及储备报告系统，以便共享体系的生效实施。1978年第四季度，尽管伊朗每天减产220万桶，但非共产主义国家原油产量却比第三季度每天高出140万桶，这一事实也加强了人们普遍的乐观心态。[5]

1979年上半年所发生的事件沉重地打击了这种心态。1月和2月，伊朗石油出口减少，导致现货市场油价上扬一倍。整个第一季度，非共产主义国家原油总产量每天下降200万桶（约4%），各国的反应并未因国际能源机构的存在而与1973年有多大差别：各国仍然争先恐后地支付高价以确保自身的石油供给。在某些方面，情势甚至比1973年更为糟糕，因为那时跨国石油公司大约控制着世界石油贸易的90%，而1979年则只有50%，长期合同的重要性也日渐降低（Neff, 1981）。希望像1973年至1974年那样由石油公司对供给进行分配也变得更为困难。市场的分裂对抗、不确定性和刚性更为严重，即便是小幅的石油产量下降也会引发严重的集体行动的两难问题，或者触发如贝尔格雷夫所说的“连锁反应”（Belgrave, 1982, p.107）。

一些主要国家一下子丧失了重要的石油供给，……独立炼油商担心会破产关门；根据政府间合同，而以伊朗石油为主要来源的国有炼油厂，不知道下次所需原油从何而来；而未签订合同的、按低边际价格运作的独立炼油商更是如此；石油产品零售商由于担心货源短缺，而向供货者开出最高额的订单；而最后消费者，无论大小，也争先恐后地去灌满他们的油箱。

但是各国政府及国际能源机构对此却反应迟缓。各国纷纷采取了各异的储备政策。美国在1973年12月、1974年1月仍在不断地增加储备，直至1974年3月底才告暂停。比利时、瑞典则准许公司将强制储备量降至可维持90天需要的水平；而联邦德国则依然故我。尽管美国储备巨大，但由于能源部没有安装将储备原油抽出地面的油泵，实际上毫无用处（Mancke, 1980, p.39; Badger and Belgrave, 1982, p.107）。就总体而言，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在竭力增加自身的石油储备，慢慢地，各国政府及国际能源机构秘书处才认识到这些混乱行为对油价上扬所具有的重要负面作用。[6]

1979年第二季度，这种争先恐后、哄抢石油的局面更趋恶化。是支付高额油价，还是遭受燃料短缺之苦，面对这一选择，公司及政府在现货市场纷纷争购原油，致使油价一路上扬。与1973年至1974年间相似，各国政府纷纷向石油公司施加压力，以谋取优惠待遇：英国限制北海石油的出口；日本通过本国的公司，协商达成一项原油购买计划；而为了购买需求日益增大的供热油，美国政府实际上一直在为其提供补贴。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提议各国协同解决油价问题的诸多方案中，最具创造性和应用潜力的建议恰恰是由法国这一非国际能源机构成员的石油进口大国提出的。法国提议订立进口石油最高前沿价格。但是由于对该建议能否得以实行存在着普遍的疑虑，加之美国、联邦德国（在1974年夏天时）自信能够支付高价，走出困境（即“让市场自行运作”），而最终归于失败（Badger and Belgrave, 1982, p.14）。

商业投机加上人们的恐慌心理，致使油价即使在供给充足的情况下仍居高不下。1979年第二季度的产量已与1978年第四季度持平，而1979年全年平均每天增产200万桶（上升约10%），而同期消费量却基本并未增加。引人注目的是，总体而论，1979年全年原油生产其实是供大于求的（IEA, 1980, p.12），然而却造成了油价上涨一倍的后果。为此，无怪乎一些冷静的评论家认为1979年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自己给自己造成了经济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之一”（Badger and Belgreve, 1982, p.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