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156/170页）

几个月后我在基加利的大酒店与他不期而遇，我就住在那儿，他隔段时间就来用一下酒店的传真机。我们非常热情地问候了对方。我问他是不是还在马德里那家报社工作，他说还在，又增加了几家南美洲的杂志，这样挣的钱会略微多点。他又不想去死了，同时又穷得回不了加泰罗尼亚。那天晚上我们在他住的屋里（贝拉诺从来不像别的外国记者那样住在酒店，而是在允许他能便宜住下的私人家里租间屋子或者一张床、一个角落）一起吃了晚饭。我们聊起安哥拉。他告诉我他去过万博，漫游过宽扎河，去过奎托夸纳瓦累和威热，他写的文章里已经好好地回顾过了，他是经过罗安达陆路去的，然后继续走到基桑加尼，有时沿刚果河而上，有时沿险峻的森林山路，最后到达基加利，全程不歇地行走用了三十多天。这片大地本身就会令此行几乎不可能实现，更不要说还有政局的影响了。他讲完后，我都说不上该不该相信。从表面上看，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另外，他又是半带微笑说的，更让你不禁想怀疑。

我问起他的健康状况。他说在安哥拉得腹泻病倒了，但现在已经痊愈。我说我的照片卖得越来越好。如果他想要，我说，我想这次是当真的，我可以给他借点钱，但他听都不听。后来，我还是情不自禁地问起他那场伟大的死亡探寻，他告诉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说我会看到真正的死亡，那件至关重要的东西，明天就会逼近。怎么说呢，他变了。有段时间他一连几天不吃药。好像平心静气多了。我看见他时也很开心。因为他刚从巴塞罗那收到药。谁寄给你的？我问他，一个女人？不是，他说，一个朋友。他叫伊内基·埃切瓦内，我们决斗过一回。打过架？我说。不，是决斗。谁赢了？我不知道我们谁杀死了对方，贝拉诺说。真是太离谱了，我说。没错，他说。

其间，他显然已经对自己周围的一切掌控裕如了，或者开始裕如了，这点我是永远办不到的。没有人能办得到，其实，除了大型媒体的记者，他们有雄厚的实力，鲜有自由职业者不结交的大量朋友，而只是靠着接近它就能在非洲这种环境里做到操纵自如。

从外形上看，他比在安哥拉时瘦了许多，其实已经皮包骨头了，但看样子却显得挺健康，没有丝毫病态。或许那只是我的观感，可能正在逐渐向死亡边缘走去也没准呢。他的头发更长了，可能是自己剪的。他还穿着安哥拉时穿的衣服，但更脏了，而且快要破掉了。他操着方言，我立刻听了出来，属于那种视性命如草芥的国家的语言，而交谈——连同金钱——最终成为解决一切的关键。

第二天我去了难民营，回来时他已经走了。到宾馆后发现他给我留了张字条，祝我走运，并请我，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回巴黎后给他寄些药来。他的地址写在字条里。我去找他，他人已经不在了。

我把情况告诉妻子后她一点都不吃惊。可是西蒙，我说，我再次见到他的机会可能是百万分之一了。这是有可能的，她就说了这么一句。第二天她问我打算给他寄还是不寄药。我已经寄走了。

那次我在巴黎没有待多久。我又回到非洲，我坚信自己会碰到贝拉诺，但我们的路径已经不再相交，但我还是向那些老资格的记者们打听了他的情况，但没有一个人认识他。几个认识他的人又不知道他可能去哪儿了。下一程还是如此，再下一程次依然如此。你见到他了吗？我回去后妻子总是这样问我。没见到，我回答说。也许他已经回巴塞罗那或者到家了。也许在别的地方呢，妻子说。可能吧，我说。我们谁也不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