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133/170页）

我不知道阿图罗消失的原因。一天他对我朋友气急败坏地发了一通脾气，因为发现她是别人的女朋友，或者因为他跟我的其他朋友睡了，她说了些诸如你这个白痴，你看不出吉列姆的朋友就是他的女朋友吗之类的话，介于神秘和透明之间的床头话。我不知道，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只知道他走了，我好长时间没有看到他了。这显然不是我的初衷。我试图拢住自己的朋友们。我尽量对人和气友好，尽量不要从喜剧陡然走向悲剧。生活自会有很多妙招。但是，有一天，阿图罗还是消失了。好几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他。直到有一天我的朋友说：猜猜今天晚上谁给我打电话了。我要这样说就好了：阿图罗·贝拉诺。如果我马上猜对的话可能会很好玩，可我却说了别人的名字，然后就放弃不猜了。她说出阿图罗时我仍然很开心。我们有多少年没有见面了啊？很多年了，多得最好别算了，不要回忆了，但我还是记住了，一下子就说出口。于是一天阿图罗就上我朋友家了，她给我打来电话，我过去看了他。我匆匆忙忙就去了，我几乎是跑着去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跑起来了，反正就跑起来了。当时差不多是晚上十一点了，天气很冷，到那儿后我看到了一个跟我一样现在已经四十多岁的家伙，我向他走去时感觉就像《走下楼梯的裸女》，然而我没有任何楼梯可下，不是我想像的那样。

后来我们又见过几次面。一天，他来到我的画室。我坐在那儿盯着一幅摆在至少有七十平方英尺的画布旁边的小油画。阿图罗看着这幅小画和大画问我画的是什么。你觉得是什么？我问。尸骨罐。他说。其实是尸骨罐。那时，我几乎不画画了，从未展示过自己的作品。那些跟我在一起时还是上尉的人现在都成了中校或者上校，还有一个，我亲爱的米格尔里托，甚至都到了将军或者元帅的头衔。另外一些人或者因艾滋病，或者因毒品，或者因肝硬化死了，或者只是因为迷茫而放弃了。我还是个掏阴沟的。我知道这本身可以有好多种解释，大多数都很荒谬。可我的情况一点都不荒谬。我有理由感到开心，我一直都很忙碌，我不断地观察着万事万物，我观察自己在观察着万物，我读书，我过着平静的生活。我的产量不大。也许这很重要。另一方面，阿图罗的产量却很大。有一次我走出洗衣房时碰到他。他正要上我家来。你在干吗？他问。你这不看见了吗，我说，我放了几件衣服要洗。你家里没有洗衣机吗？他问。五年前就坏了，我说。那天下午阿图罗走进我们的院子看了半天我的洗衣机。我做好茶水（这时的我几乎戒酒了）然后看着他检查洗衣机。有那么一个瞬间，我以为他会修好。好像还不见得，但这已经让我很开心了。最后，我的洗衣机还是依旧坏着。我又给他讲了我遭遇的一起事故。考虑告诉他是因为我看见他眼睛老瞄着我的伤疤。那次事故出在马洛卡岛。是场车祸。我差点失去了双臂和下巴。我身体其他部位都只擦破了点皮。这起事故挺离奇，你不觉得吗？很离奇，阿图罗说。他告诉我，他也住过院，两年里住过六次。在哪个国家？我问他。就在这儿，他说，在希伯伦谷，再以前是在格罗纳的约塞普·特鲁埃塔。那你干吗不告诉我们呢？我们可以来看你啊。噢，没什么大不了的。有一次，他问我是否沮丧过。没有，我说，有时我感觉像《走下楼梯的裸女》，跟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感觉挺好，但沿着比如帕塞奥·德·格拉西亚大街散步时感觉却没那么好，但大多数时候我还是觉得很开心。

有一天，在他最后一次消失前不久，他上我家来说：有人打算写一篇有关我的书的坏评论。我给他倒了杯菊花茶，什么也没说，我想，别人有故事要讲的时候，无论伤感的还是快乐的，最恰当的反应莫过于沉默了。可是他也不说话，我们那样默默地坐了会儿，他盯着茶或者浮在茶上的柠檬片，我在抽着杜卡多斯牌香烟。我想我是为数不多还在抽这个牌子香烟的人，我是说我们这一代人中为数不多的人之一。连阿图罗现在都抽上棕褐色的烟草了。过了会儿，完全是为了想讲点什么，我说：你今晚打算住在巴塞罗那吗？他摇摇头。他在巴塞罗那过夜时就住在我朋友家（分房睡，虽然这么说很俗气），不会住我这儿。但是，我们还会一起共进晚餐，有时三个人开着我朋友的车去兜风。总之，我问他是否在巴塞罗那过夜时，他说不了，得回到自己住的海边小镇去，去那里坐火车不到一个小时。接着我们又不说话了，我开始想是什么不好的评论，怎么琢磨都搞不清他的心思，我索性也不去想了。我就那么等着，像《走下楼梯的裸女》那样，跟人们想的恰恰相反，而这正是激发某种特别的批评反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