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132/170页）

吉列姆·皮纳，加斯帕尔·普赫尔大街，安德拉特克斯，马洛卡岛，1994年 6月。

我们是1977年认识的。现在已过去很长时间了。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那时我经常每天早上买两份报纸和几本杂志。我无所不读。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我全知道。我们经常见面，一般都是在我的地盘。我想我只去过一次他住的地方。我们经常一起出去吃饭。由我付钱。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巴塞罗那有了许多改变。建筑没有改观，但巴塞罗那变了许多。那时我每天都要画画，不像如今，但那时有着太多的派对，太多的聚会，太多的朋友。生活让人兴奋不已。那时，人人在办杂志，我喜欢这点。我在巴黎、纽约、维也纳、伦敦，举办过几次展览。阿图罗有时会消失好长一段时间。他喜欢我的杂志。我送过他一些过期的，我也送过他一幅画。我送他的那幅画是加过框装裱了的，我知道他没钱去装裱。什么画儿？我始终没有完成的一幅油画的草稿：《另一个阿维尼翁少女》。我经常遇到对我作品感兴趣的商人。那段时间我临摹了三幅皮卡比亚的东西。非常漂亮。我卖了两幅，给自己留了一幅。从临摹伪作中我看到了依稀光明，但它毕竟是一线之光，这是最重要的。有了这笔钱后我买了幅康定斯基的画，还有几件贫穷派艺术的作品，也许同样是外国人的。有时我会搭飞机飞到马洛卡岛。我常去安德拉特克斯看望父母，长时间地在乡下散步。有时我只是看看父亲，他也画画，他带上画布和画夹出去时，我的脑子里会涌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念头，比如大海深处的死鱼或者濒临死亡边缘的鱼。接着我又会想些别的事儿。那时，我在帕尔曼有个画室。我把画搬来搬去。我常常把它们从父母家带到那个画室，然后又从画室带到父母家。后来我厌倦了，就飞回巴塞罗那。阿图罗经常来我家里洗澡。他住的地方显然不能洗澡，他经常用我在卡多纳广场附近莫里奈尔街上那幢屋子里的淋浴室。

我们经常交谈，但从不争论。我给他看我的画，他就说太奇妙了，我很喜欢，诸如此类的话。这样说我总觉得有压力。我知道他是真心的，但还是觉得有压力。后来，他就不说话了，只是一个劲地抽烟，我就做些茶水、咖啡，或者拿出一瓶威士忌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常常想，我也许做对了，也许意识到了什么。视觉艺术最终是不可理解的。或者说太难以理解了，乃至没有任何人，首先是我本人，会接受显而易见的解读。那时，阿图罗有时也跟我的一个女朋友睡觉。他不知道我们的关系。就是说，他知道我们是朋友，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我介绍过她们，但不知道这人是我的一个女友。他们过段时间就睡一次，比如一个月一次。我觉得这挺好玩。在某种意义上，他也很天真。我的朋友住在德尼亚大街，离我住处不远，我有一把她房间的钥匙，有时我早上八点去那里，找些上课要用而忘了带的东西，我会发现阿图罗躺在床上或者做早餐。他看着我，那样子像在问自己这女孩是他的朋友还是女朋友？我觉得这挺有意思。早上好，阿图罗，我说，有时我强忍着不要笑出来。我也在跟别的朋友睡，但我跟她睡的时间要比阿图罗跟她睡的久。麻烦。生活中充满了各种麻烦，但那时巴塞罗那的生活很美妙，而麻烦也是惊奇的代名词。

后来就开始觉醒了。我在大学教书，在那儿过得很不如意。我不想用理论术语阐释自己的作品。我在教课，我的同事们好像分成两个截然分明的派系：骗子（平庸者和恶棍）以及那些不仅教学而且经常在工作以外的艺术方面也取得不少成就的人，且不论其好坏。忽然我发现自己两个派系都不属于，我就辞职了。我开始在一所高中教书。那简直是一种巨大的解脱。就像从上尉降到中尉？也许吧。说不定降到了下士呢。但我没什么上尉、中尉、下士的感觉，反而觉得就是一个掏阴沟的、铲垃圾的、一个从自己的集体走失或者分开了的倒班工人。现在回想起来，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还真有点严峻、残忍的味道，来得突然又无法挽救，当然了，这一切都是慢慢发生的。我碰到一个百万富翁，买下了我的作品以及我那本因为遭到冷落和自身的无趣而死亡的杂志，我又办了其他杂志，还举办过不少展览。但没有一个存活下来：语言比现实更真实。其实，某一天，这一切终于都结束了，我只剩下皮卡比亚的假画，那是我惟一的指南，惟一握在手中的东西。有些没工作的人会指责我不懂得珍惜幸福，虽然我什么都有过。我可以指责一个杀人犯杀了人，一个杀人犯可以指责自杀者的绝望或者行为令人匪夷所思。事实上，某一天，这一切全结束了，我好好打量了一番自己。我不再买那么多杂志和报纸了。我不再举办展览。我开始在高中教美术，怀着谦卑和严肃的态度，甚至（我不想把它说得多么了不起）怀着某种幽默感。阿图罗很久以前就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