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126/170页）

后来他又谈起孩子来，一般意义上的孩子，特别是安格尔港的孩子，问我觉得安格尔港的孩子怎么样，其实我丝毫不曾想过我们正抛在身后的这个镇子的孩子，我的意思是说，我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这时诺尔曼盯着我说：每当想到他们，我就放不下。就是这种感觉。这种感觉老萦绕着我。我想：他最好盯着高速公路而不要看着我，我又想：会出事的。但我什么也没说。我没有说：当心点开，我没有说：诺尔曼，然后呢？而是看着风景：树木、云朵、群山、连绵的山丘、回归线，诺尔曼已经在说别的事儿了，克劳迪娅做过一个梦，什么时候？不久前，一天克劳迪娅大清早来电话给他讲这个梦。这说明他们还是挺亲密的朋友。你知道梦见什么了吗？他问。伙计，你为什么要我替你解析这个梦呢？这个梦跟色彩有关，背景是一场战役，一场逐渐平息的战役，怎么解释都可以。但诺尔曼却说：她梦见了我们不曾有过的孩子。去死吧，我说。这就是这个梦的意思。那么照你说，这场逐渐平息的战役就是你们还没有生下来的孩子了？差不多吧，诺尔曼说，那是一场影子战斗。那颜色是怎么回事呢？那是残留物，诺尔曼说，一种劣质的残留物的结晶。

后来我又想起那个画家和他的抽象画，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告诉诺尔曼（我肯定在安格尔港跟他讨论过这个）那个恶心鬼亚伯拉罕·曼苏尔在各种小团体中玩得很开，我也许是想换个话题，也许因为当时只能说这个，刹那间，我觉得说什么都没有意义，因为掌握话语主导权的是诺尔曼，我再说什么都无法改变这个不可逆转的事实，小车速度已经超过八十英里，上了沙漠路。你看到过他的画吗？诺尔曼问。看过一点儿，我说。你觉得怎么样？诺尔曼问，好像我们在安格尔港说过的一切都已忘记。还不错，我说。克劳迪娅觉得怎么样呢？她没有跟我说起过自己的想法，我说。我们这样聊了会儿。诺尔曼开始谈起墨西哥绘画、公路状况、大学政治、梦的解析、安格尔港的孩子们、尼采，我隔很长时间才插句单音节词的评论，问一句，想把基本概念弄清楚，我只想尽快赶回墨西哥，这一辈子再也不想踏上瓦哈卡了。

这时诺尔曼说：乌里塞斯·利马。你还记得乌里塞斯·利马吗？我当然记得，怎么会忘了他呢？诺尔曼说：最近我老想到他，听上去好像乌里塞斯·利马是他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而我很清楚利马不过是个短暂的插曲，而且当时还是一个恼人的插曲呢。诺尔曼瞥了我一眼，好像在期待着挤一下眼或者会心地看一看他，我却只说了句，看着路面，小心点，因为小车正向左边偏过去，我们已经上了马路牙子，但诺尔曼似乎毫不介意，他猛一打方向盘，又把我们弄到公路中央，继续向前奔驰，我又盯着他说：那时觉得怎么样呢，乌里塞斯·利马跟我们在特拉维夫度过的那些日子？诺尔曼说：你没注意到有什么异常吗？有什么非同寻常之处？这个极端正常的诺尔曼。我说：一切都很正常！因为乌里塞斯就是这样的人，而且我们私下都希望他那样呢。诺尔曼不这样想，他跟乌里塞斯不是朋友，只知道他的声名，而我和克劳迪娅，当时我们想将来会成为作家，而且为了属于那个本质上很可怜的团体，本能现实主义者，愿意献出一切。青春就是一场骗局。

这时诺尔曼说：这跟本能现实主义毫无关系，傻蛋，你什么都不明白。我说，好吧，那跟什么有关系？我松了口气，诺尔曼不再盯着我看了，把注意力在公路上集中了片刻，接着又说：跟生活有关系，跟我们不知不觉失去的一切有关系，跟我们可以重新获得的一切有关系。我们能重新获得什么呢？我问。我们失去的啊，诺尔曼说，我们可以原封不动地重新获得它。要理论起来很容易，但却我打开窗户，让暖风吹拂着头发。树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从路边闪过。我们能重新获得什么呢？我想，我忽然意识到我们的行驶速度越来越快，而直线路段并不多，可我并不担心，也许因为诺尔曼开车向来很小心，他还能讲话，还能看着我，还能在置物盒里找香烟点上，甚至不时地向后面瞥一眼，从不把脚从加速器上拿开。我们可以重新回到我们那场游戏，只要我们愿意，我听到他说。你还记得乌里塞斯跟我们在特拉维夫待过的那些日子吗？当然记得，我说。你知道他为什么来特拉维夫吗？该死的乌里塞斯，我当然知道：因为他爱着克劳迪娅，我说。他疯狂地爱着克劳迪娅，诺尔曼纠正我说，疯狂得他都不知道究竟中了什么魔。他什么混账事儿都不知道，我说，其实我都不知道他干吗没去自杀。你错了，诺尔曼说（其实他已经在喊叫了），你错了，你错了，他就是想死也死不了。那么，他是冲克劳迪娅而来，他来找克劳迪娅，我说，这简直太错了。没错，他是为克劳迪娅而来，诺尔曼大笑着说。该死的克劳迪娅，你还记得她有多漂亮吗？当然记得，我说。你还记得乌里塞斯在我们宿舍睡哪儿吗？沙发上，我说。睡在那个混账沙发上！诺尔曼说。那个浪漫爱情的本质所在。门口那块地方。诺尔曼的地盘。这时诺尔曼开始喃喃自语起来，轻微得在公路上呼啸而过的小车制造出的噪声和掠过我的胳膊攀到左脸的风发出的声音的间歇，我得费很大的劲才能弄明白他的话意：有几个晚上，他说，他老想哭。什么？我问。有几个晚上，我起来上卫生间，总是听到他在抽泣。乌里塞斯？是啊，你没有听到过吗？没有，我说，我脑袋一挨枕头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那多好，诺尔曼说，话虽这么说，可他的口气似乎在暗示我那样挺糟糕，伙计。他为什么哭呢？我问，不知道，诺尔曼说，我从没问过，我正好去卫生间，经过起居室时听到了他的声音，就这样，甚至都不一定在哭，没准只是抽搐，我听到的可能是快感的声音呢，明白我的意思吗？嗯，多少明白点吧，我说。可是接着他好像又不抽搐了，或者不哭泣了，诺尔曼说。那干吗呢？可能睡着了吧，诺尔曼说，也许那是乌里塞斯梦里发出的声音。他在梦里哭泣？你没有在梦里哭过吗？诺尔曼问。说实话，没有。我说。最初几个晚上，我真有点怕，诺尔曼说，害怕站在起居室，站在黑暗中，听着他的声音。可是，一天晚上，我彻夜未眠，忽然间我什么都明白了。明白什么了？我问。一切，最关键的东西，诺尔曼说，然后大笑起来。明白乌里塞斯正在梦见的东西吗？不，不，诺尔曼说，小车向前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