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127/170页）

真是好蹊跷，这一冲让我想起一个月后跟乌里塞斯一块儿来的那个奥地利巨人，我问诺尔曼：你还记得跟乌里塞斯一块儿来的朋友，那个奥地利孩子吗？诺尔曼笑了，说当然记得，但不是那么回事了，乌里塞斯回到特拉维夫时已经变了，或者说还是同一个人，但晚上不再抽泣了，他不哭了，我一直在观察他，我注意到这点了，或许那个杂种乌里塞斯不再自我放纵了，谁知道。诺尔曼又说：刚开始就那样了，当时他一个人睡在扶椅里。当时那样，后来就不了。当然，肯定是这样，我说。当时他还没有跟那个奥地利人来呢。他什么也没说起过？说什么呢？诺尔曼问。看在他妈的无论什么的分上，什么都可以，我说。这时诺尔曼又笑了，说：乌里塞斯哭泣是因为什么都没个结果，他知道还得重返以色列。遥遥无期的返回？操他妈的遥遥无期的返回！立刻！可是克劳迪娅已经不在以色列生活了，我说。不管克劳迪娅在哪儿生活，在以色列，诺尔曼说，还是在无论哪个混账地方，不管你叫它什么的地方，墨西哥、以色列、法国还是美国、地球，他都不在乎。不知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没有，我说，乌里塞斯知道你和克劳迪娅的关系会结束吗？然后他还会再试一试吗？你什么都没明白。我跟这个毫无关系，克劳迪娅也跟这毫无关系。有时连那个杂种乌里塞斯也与这个没关系。那些眼泪就足够了。我想你说得对，我不懂你的意思，我说。

这时诺尔曼看着我，我敢说他脸上的表情就跟十五六岁时一样，我们在高中认识时的那副表情，那时他还很瘦削，长着鸟儿般的脸蛋，留着长头发，眼睛非常亮，那微笑能让你顷刻间就喜欢上他，那是一种今天还在明天就会没有的微笑。就在这时那辆卡车莽撞地向我们冲来，诺尔曼突然转变方向试图躲过它，这时我们就飞起来了。诺尔曼飞起来了，我飞起来了，玻璃飞起来了。最后我们在该完蛋的地方全完蛋了。

我醒来时已经躺在普埃布拉的医院了，父母或者他们的影子在病房对面的墙上移动着。后来克劳迪娅来了，吻了吻我的额头，在床边陪着坐了几个小时，或许别人这样告诉我她坐了几个小时。几天后他们告诉我诺尔曼死了。又过了一个半月我出院了，跟父母住一起。常有我不认识的亲戚和已经忘记的朋友来看望。我不觉得烦扰，但还是决定搬出去自己一个人住。我在安苏雷斯区租了幢小房子，带卫生间和厨房，还有一个大屋，我渐渐开始绕墨西哥城长途散步。我一瘸一拐，有时还迷路，但步行对我有好处。一天早上，我开始找工作了。本来没这个必要，父母说他们可以养着我，直到我的身体更结实。我回大学找到诺尔曼的两个朋友谈了谈。他们见到我后好像挺惊讶，说诺尔曼是他们认识的最出色的人之一。这两个人都是哲学教授，库奥特莫克·卡德拉斯的支持者。我问他们诺尔曼怎么看卡德拉斯。支持他，他们说，尽管是以自己的方式，跟我们所有的人一样，但还是支持他的。说实话，当时我觉得自己寻找的并不是诺尔曼的政治脉络而是别的什么，究竟是别的什么连我自己都理不清楚。我还跟克劳迪娅吃了几次晚饭。我想谈谈诺尔曼，想告诉她我和诺尔曼从安格尔港回来的路上说了些什么，但克劳迪娅说，谈这些东西让她很伤心。不过，她接着说，你住院的时候，不断地复述着和诺尔曼的最后的谈话。我都说什么了？无非是神志不清的人都会讲的那种话，克劳迪娅说，有时你一遍又一遍地说着现场情景，有时又迅速转变话题，让人不知所云。

任凭我如何努力，还是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一天晚上，我正睡觉时，诺尔曼出现在我眼前，让我不要紧张，还说他很好。后来，但我拿不准是在梦里还是在尖叫中醒来后，我觉得诺尔曼好像上了墨西哥的天堂，而不是犹太人的天堂，更不是哲学或者马克思主义者的天堂。可那该死的墨西哥天堂究竟是什么呢？幸福的伪装？背后到底有何深意呢？不过是虚妄的姿态？背后到底隐藏着（出于生存的原因）什么呢？不久，我开始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了。一天晚上喝醉后，我想给在巴塞罗那的阿图罗·贝拉诺打个电话。我试打的那个号码的电话里有人告诉我这里没有住着这个名字的人。我跟阿图罗的朋友穆勒说起这事，他说阿图罗在意大利了。他在意大利干吗？我问。不知道，穆勒说，工作吧，我想。打完这个电话后我开始在墨西哥城找乌里塞斯·利马。我知道我得找到他，问他诺尔曼在最后的谈话中到底想说什么。可是在墨西哥城找人说起来简单，真找起来可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