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村庄 十 华南茂（第9/10页）

在一家自助式午餐店里，喝着汤，就着米饭，春明透露了她的备用计划，她打开了名片夹，抽出一张名片。GORAN WIDSTROM，集团总裁。这是她前公司的母公司老总，总部在瑞典。几年前，他曾到东莞的办公室来过，在春明的印象中，他人很不错。

“陈总不知道我有韦斯特灵的名片，”她照着这个瑞典名字的汉字音译来称呼他。她用手指抚摩着名片的边缘。一旦韦斯特灵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定会帮她把钱要回来。春明问我能否给他打电话。我看看手表，这个时间瑞典人还在睡觉，就像中国那些公务员一样。我们耽搁一阵，又喝了几杯浓茶。

“有时候我不懂，我为什么要卖力做事，”春明说。“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说成功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可我现在感觉不是这么回事。”

“你想要做什么？”我问。

“我想学习。我真的很想学英语。”她的眼中突然充满了泪水。她用纸巾去压，很使劲。

又一次，我毫无防备。“你已经做了很多事了，”我说。“读读你自己的日记，就知道你已经走了多远。”

“别管我，”她说。“我很容易哭。人家都觉得我很怪。”她最后一次抹抹眼睛，对我微笑，然后站起身来，去跟官僚主义做斗争。

那天下午，春明为了寻找前公司的分公司执照，跑了三家工商局。市工商局把她推到省里，省里又推到区里。没有两个公务员说的话是一致的。最终，区工商局的一个女人说，付六十元，就可以把执照复印给她。谈话里一旦提到钱，就有了希望。等春明终于拿到营业执照，跑到市劳动局去提交申诉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10了，急匆匆路过的牌子上写着请勿喧哗，吸烟或吐痰。但她又一次跑错了地方。一个公务员告诉她说，是区劳动局，而不是市局，处理外企分公司的案子。他给了春明一本小册子以说明这个问题。

春明赶在五点前到了区劳动局——这是一天内她第三次到这里来了。坐在同一个矮柜台后面的同一个公务员第三次拒绝了她。“你得去市劳动局。他们处理外企案子。”

“他们不接待外企分公司的案子，”春明反驳道，把那本小册子拍在桌子上。他拿了起来；在中国，书面文件总是更更让人肃然起敬。那个公务员读了小册子，然后放下。慢慢地，他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今天他总算得做点工作了。他指点着让春明去柜台末端取仲裁表格。

春明填写表格的时候，意识到仲裁可能比她预计的要更复杂。她得跟从前的老板见面，谈判解决，这是她最不希望发生的。她将需要回到广州来谈判，不论是否能拿到钱，都得付仲裁费用。但没有时间让她想清楚，因为她忙着填表，表格一共有四页，还是双份。那些公务员已经准备下班了，女人们拉上皮包拉链，事儿完了。

“等等，我今天就要提交申诉，”春明喊道。

办公室剩下的最后一个女人站起来，关掉电脑。“5:28了，你两分钟内能填完吗？”她挖苦道。

“你就不能帮帮忙吗？”我问。“我们今天一大早特地从东莞赶过来的！”

“我住的也很远呢！”那个女人说。

最后春明终于放弃了；她只能改日再来。“这些人办事一点责任感都没有，”当劳动局的铁门在我们身后咣当一声关闭的时候，她对我说。

到了外面的人行道上，春明开始疑虑了。仲裁太复杂了。起诉的话可能会给韦斯特灵带来麻烦；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很容易受到攻击。她更相信个人干预，哪怕是找一个住在七个时区之外、她几乎不认识的人。“一旦我跟他通上电话，他一定会记得我，”春明说。“然后我们就可以谈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