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村庄 十 华南茂（第8/10页）

下次见到春明，我问她跟那个四十二岁男人的约会怎么样了。

她皱起了脸。“不好。”

“他哪儿不好？”

她指着自己的头顶。“他脑袋顶上，有一块……”

“什么？一点谢顶？”

“有一块地方头发很稀，”她说。“我不喜欢头发少的男人。从他发给我的照片里，一点也看不出来。”那个人还有个十七岁的女儿，在网上聊天的时候他也没提过。一块秃斑，一个长大成人的女儿——在春明看来，任何一条都足以让她放弃这个人。一个男人若以为这两者能瞒多久，他本身就值得怀疑。

不出意料，春明不再管涂料公司的工作之后，跟老板的关系继续恶化。到2005年4月——大概跟她搬到机械配件广场同时——陈总削减了她五百块月薪，并且禁止她在深圳接新的客户。5月，她正式被解雇了。6月，她了解到公司不打算付她当年头几个月的业务提成。算上遣散费，公司一共欠了她一万一千元。春明试图找陈总接触，但在这件事上，他的管理策略就是不接电话。要保持头上有光环，提升自己的重要性，你必须尽量少露面。一次她跟我和另一个朋友一起吃午饭时，考虑了自己面临的几种选择。“现在，我只好等等看他给我多少钱，”她说。“如果不够，我就告他。”

“要起诉他太麻烦了，”春明的朋友说。“有别的办法帮你拿到钱。”这个人的脸很瘦，两颊皮肤很紧，头发很短，脸上永远有种受惊吓的表情。他从事海运。

“什么办法？”我问。

他说他有个表哥曾被客户欠款。“有一天，我在这个客户公司的停车场，看到一辆奔驰停在那里。‘这是公司总裁的车么？’我问别人。是他的车。”春明的朋友又多做了点调查，然后给公司总裁打了电话。“我报了他的家庭住址和他几个孩子的年龄。公司立马付掉了百分之九十的欠款。”

几个星期后，春明决定去省会广州的劳动局提交申诉。“这种申诉对公司内部有很大影响，”她告诉我说。“一旦劳动局开始调查，所有的雇员都开始琢磨，‘那公司欠我的钱怎么办？’公司就不得不对他们更好。”她很兴奋，我也一样。生活中有太多不公平，春明比谁都明白。但她相信，她个人的遭遇很重要，因此宁愿上法庭去寻求公正。我本没料到会是这样。

下礼拜一上午，我们乘大巴去了广州。春明跟往常一样打扮入时，一件苗条的黑毛衣，卡其裤，高跟鞋。我们乘地铁到了省劳动局，但立刻就被踢回了区劳动局。

办公室里有很长一排低低的柜台，两边配有椅子，来访者坐外面，公务员坐里面。这种安排应该是为了让政府更容易接近，但实际上，从来不是一个申诉者对着一个公务员，每张椅子边上，至少围着五六个人，推挤着寻找机会开口。等着的时候，他们都在听别人的案子，时不时评论一二。我们到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正坐在椅子上，长篇大论地解释，他的老板如何没付他薪水就消失了。春明挤到前面，蹲低了身体在他面前，就像网球锦标赛上的球童，随时准备。那个人喘口气停下来的时候，她跳了出来。“对不起，我就问一个小问题。”

那个公务员翻看了她的卷宗：她的劳动合同，退工单，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这些文件明白显示了为什么一个普通工人几乎不可能提出正式申诉的原因。他们极少签劳动合同，更没有办法像春明一样，拿到公司的注册证，春明能拿到是因为她的客户有时要求看这些文件。那个公务员告诉她，她必须拿到公司广州分部的营业执照才行。

但时间已近正午，满城的政府机关都关门了。在一个几乎人人都日夜不停工作的世界里，中国的公务员们享受着两个小时的午饭和午休时间。当春明路过一个机构，咨询一个简单问题的时候，大门口的门卫看起来好像挺生气。“他们还在睡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