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9/11页）

“史蒂夫，你难道不知道警察是干什么的吗？他们不许穷人动富人的任何东西。”

她没有用“偷窃”这个动词，因为这会使她的弟弟很不舒服的。史蒂夫这个孩子诚实得有点脆弱。看到史蒂夫有点怪异，焦虑的家人便灌输了一些简单的道德原则给他，这致使他一听到有违原则的事就极度厌恶。别人的话很容易刺激他。此时，他受到了惊吓，他的理智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真的吗？”他焦虑地问道，“难道饿了也不能拿？”

他俩停下了脚步。

“不，饿了也不行。”维罗克夫人说道，她说这话时的态度是相当镇定的，因为她此时并不关心财富的分配问题，而是希望看到远处是否有颜色正确的公共马车出现。“肯定不行。你谈论这个问题有什么用？你从来也没有饿过肚子。”

她瞥了身旁的男孩子一眼，他已经是个年轻人了。在她眼里，他是个温柔的、有吸引力的、可爱的人，只是有一点点怪癖。她只能这样看他，因为他是她枯燥生活中残余激情的来源——他给她带来愤慨的勇气、怜悯的激情，甚至包括自我牺牲的激情。她本该再补充一句：“只要我活着，你就不会挨饿。”实际上，她现在就是这样在做。维罗克先生是一位很好的丈夫，她真诚地相信谁都会喜欢这个孩子。突然，她大声喊道：

“史蒂夫，快。叫住那辆绿色的公共马车。”

史蒂夫用一只手紧紧地挽着温妮，这只手由于感到意义重大而颤抖起来，另一只手则举过头顶，招呼那辆驶近的公共马车。他成功地拦住了那辆公共马车。

一个小时之后，温妮按响了门铃，她走过店铺，向楼上走去，维罗克先生在柜台后面抬起双眼，他此时正好在读报，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看着报纸。他看到妻弟跟在妻子后面也进来了。看到妻子，维罗克先生很高兴，这是他的毛病。妻弟的身影，他似乎没有看到，因为他最近心事重重，那心事像一道幕布，隔断了他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感观联系。他紧盯着妻子的身影，一言不发，仿佛她是个幽灵。他平时在家说话声音沙哑且平静，如今却根本不发音了。晚餐时，他也没有说话。通常，妻子会叫道：“阿道夫。”他把帽子向脑后一推，便大口吃起饭来，可心却没有放在吃饭上。他形成戴帽子吃饭的习惯，可不是他热爱户外运动，而是因为他经常出入外国人的咖啡馆，于是在自己家里的壁炉前也就有了这种随意的特点。门铃嘶哑地响了两次，他没有说一句话便起身，走进店铺没影了，过了一会儿又默默地回来了。他离开座位时，维罗克夫人猛然意识到她右手边的座位是空着的，这时她才思念起母亲，冷漠地凝视着，史蒂夫出于同样的原因，不断地变换脚的位置，仿佛桌子下面热得让他不舒服。维罗克先生回到了原座位上，他好像又把寂寞找了回来，维罗克夫人的姿态发生了微妙的改变，史蒂夫也停止折腾双脚，因为他非常敬畏姐夫。他看着姐夫，眼神中带着尊重的同情。维罗克先生看上去很不愉快。他的姐姐曾经告诉他（在公共马车上），维罗克先生在家里很不愉快，所以不要再惹他不高兴。史蒂夫在几种压力下会变得有自制力：父亲的怒火；绅士房客的恼怒；维罗克先生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毫无节制的苦恼。这几种压力很容易遇见，但史蒂夫感到很难理解，只是最后一种的精神效率最高——因为维罗克先生是个好人。他母亲和姐姐给这种行为建立了坚守的伦理学基础。这个伦理学基础是她俩瞒着维罗克先生树立起来的，并且加以神化，实际上她俩的动机并非为了真正的伦理学。维罗克先生并不知道这点，不过，说他不想在史蒂夫面前装好人也不公正。对史蒂夫来说，他是个好人，而且是唯一的好人，因为其余绅士房客来去匆匆，除了他们的靴子外，史蒂夫很难接近。至于父亲的清规戒律，母亲和姐姐的畏缩等于没有在受害者面前树立好榜样。这太残酷了，甚至有可能使史蒂夫不再信任她们。就维罗克先生而言，史蒂夫信任他没有任何困难。显然，维罗克先生好得近乎神秘。一个好人的苦恼是令人敬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