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第23/31页）

据我的观察，杜邦先生一直未对讨论的议题发表过意见，从他那阴沉的表情便很难判断他是在倾听所讨论的问题呢，还是在潜心思考其他问题。有一次，我在其中一位德国绅士讲话的过程中碰巧要离开客厅，杜邦先生突然站起身来尾随我走了出去。

“管家，”我们刚一到门厅处他就说道，“不知我能否叫人换一下我脚上的绷带。我的双脚此刻正让我坐立不安，我简直没法去听那些先生们的发言。”

据我的回忆，我曾求助于肯顿小姐，那当然是差人送去口信并且让杜邦先生坐在台球室内等待护士的到来，这时仆人领班急匆匆地从楼梯上走了下来，面带忧伤地告诉我父亲生病了，正待在楼上。

我赶紧跑上二楼，刚转过楼梯平台，眼前便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景象。在走廊的尽头处，几乎就在那扇宽大的窗户跟前，当时窗外灰蒙蒙的一片，正下着雨，模糊可见我父亲凝固地保持着一种姿势，那让人联想到他正参加某种庄重的仪式。他的一只腿跪在地板上，头向前倾着，好似正使劲推着他面前的手推车，而那手推车不知何故竟然顽固的纹丝不动。有两位侍女在离他不远处站着，正敬畏地注视着他所作出的努力。我走到父亲身旁，把他紧抓在手推车边缘上的双手慢慢松开，小心翼翼地扶他躺在地毯上。只见他双眼紧闭、脸色苍白、额头上布满了汗珠。这情形急需另外的援助，有人及时搬来一把躺椅，而后我父亲被抬进了他的房间。

父亲被安放在了床上，我一时竟有点手足无措，不知下一步该如何办才好；因为，若我在这种情况下把父亲丢下离开，这似乎太不合情理，但与此同时我又确实没有一点空闲时间。就在我站在 口进退两难之际，肯顿小姐出现在我身旁说道：“史蒂文斯先生，此刻我比你多那么一点儿时间。倘若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照料你的父亲。我会请梅雷迪思大夫上这儿来的，如果他有任何要紧事告诉你，我是会通知你的。”

“谢谢你，肯顿小姐。”话一说完，我便离开了。在我返回客厅时，一位牧师正在谈论柏林儿童所遭受的苦难。

我立即更为忙碌地为客人添茶倒咖啡。我留意到有几位先生正喝着烈性酒，有一两位甚至不顾那两位女士在场而开始抽起烟来。我至今仍不能忘怀的是，在我手拿空茶壶走出客厅时，突然肯顿小姐叫住了我并说道：“史蒂文斯先生，梅雷迪思大夫正准备离开。”

在她说话的那当儿，我看见那位大夫正在门厅里穿戴雨衣和帽子，于是我立即向他走去，手中仍然拿着那把茶壶。那大夫望着我，脸上露出不悦的神色“。你父亲的情况可不太好，”他说道，“如果他病情恶化的话，务必即刻通知我。”

“好的，先生。谢谢你了，先生。”“史蒂文斯，你父亲多大年纪了？”“七十二岁，先生。”

梅雷迪思大夫沉思片刻后又说道：“如果他的病情恶化的话，务必立即通知我。”

我再次感谢了大夫，并将他送出门外。

正是在那天晚上的晚餐前不久，我无意中听到了刘易斯先生和杜邦先生之间的谈话。出于某种原因我来到了杜邦先生的房间前，刚要举手敲门，我又立即停下来，将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听，这是我一贯的做法。你自己也许并没有这种习惯来采用这种微不足道

的防范措施，以避免在某个极为不恰当的时候去敲门，而我一直就是这么做的，并且我也敢担保这在许多同行中也是普遍采用的方式。也就是说，在如此的行为中完全没暗含有任何托词，而我个人事先丝毫也不曾打算如我那天晚上那样竭力去窃听。然而，正如一切均由命运所注定，当我把耳朵贴在杜邦先生的房门上时，我碰巧听到刘易斯先生的说话声。尽管我迄今仍无法准确地回忆起我首先听到他所说的那些话，而的确是他说话的语气才引起了我的猜疑。我听到的嗓音是那么和蔼缓慢，而正是以这同样的嗓音，那位美国绅士从到达之时起就已吸引了许多人，可是眼下这嗓音里却不容误解地隐藏着某种诡谲的成分。也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加之他此刻又在杜邦先生的房间内，很可能在向这位至关重要的人物大献殷勤这一事实，才使得我止住举起的手而未去敲门，取而代之的是继续听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