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第22/31页）

“先生，我们一直到处在找您。那位法国绅士已经到达了。”杜邦先生是位个子高大、举止优雅的绅士，他蓄着灰白的胡须戴着一个单片眼镜。他到达时所穿戴的是人们常看见欧洲大陆的绅士们在节假日穿戴的那类服饰，事实上在他逗留的整个期间，他都竭力保持着来达林顿府完全是出于愉悦和友好的神色。正如卡迪纳尔先生曾指出的那样，杜邦先生到达时脾气很坏；我现在已无法回忆起从他刚到英格兰的前几天里曾使他不痛快的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其中特别的一点是，当他在伦敦观光时其脚部就感到疼痛难忍，而且他很害怕这种疼痛会逐渐发展成败血病。我曾吩咐他的贴身男仆去向肯顿小姐请教一下，而这并不能阻止杜邦先生每隔数小时就会对着我将手指捏得劈啪作响，并吼叫到：“管家！我需要更多的绷带。”

然而在见到刘易斯先生之后，他的情绪似乎得到了许多鼓舞。他和那位美国参议员相互像老同事那般亲热地打招呼，在那天余下的许多时间里都能看见他俩在一块，畅谈往事并开怀大笑。事实上，大家都能清楚地看到，刘易斯先生几乎一直和杜邦先生打得火热，这便使达林顿勋爵深感不便，因为他当然希望在正式讨论开始之前与这位有名望的绅士进行密切的私人接触。有好几次我曾亲眼目睹勋爵阁下试图把杜邦先生拉到一旁以便私下交谈，殊不知刘易斯先生总要笑嘻嘻地说着诸如此类的话来硬缠着他俩：“先生们，对不起，有些事一直特别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勋爵阁下立刻就不得不谛听更多刘易斯先生的滑稽小故事。不管怎样，

除了刘易斯先生之外，其他的客人也许是出于敬畏之缘故、或者是出于某种敌对之情绪都小心翼翼地与杜邦先生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情况甚至在那种相当安全的场合亦是很明显的，而且似乎更为突出地证实了那种看法，即杜邦先生就是那决定以后数日内最终结果的关键人物。

在年月最后一周的一个多雨的早晨，那次会议在客厅那某种程度上并不正式的环境中召开了选择一个这样的开会地点是因为要适合与会者中许多“不能公开身份”的人。事实上，照我看来，会场上那种非正式的场面已达到略微可笑的程度。在那布置得非常女性化的房间内塞满了那么多板着面孔、身着深色上衣的绅士，有时一张沙发上竟有三四个人肩并肩地坐着，看见这种拥挤不堪的场面真让人觉得非常古怪；但是这种场面正是出于某一部分人的决定，目的在于营造出这一切仅仅是一次社交活动的气氛，而实际上这些人甚至装模作样地在其膝盖上摆着翻开的报刊杂志。

在第一个上午的会议进程中，我被迫不断地进进出出于那个房间，因此我便无法了解会议程序的全貌。然而我记得达林顿勋爵以正式向与会客人致欢迎辞的方式宣布讨论会开始，之后，他又继续扼要阐述了为了放宽凡尔赛条约中诸多条款而引发的有关道德问题的激烈辩论，并强调指出他自己在德国亲眼目睹的巨大灾难。当然，在此之前我曾听到勋爵阁下在许多场合表白过这类同样的观点，然而这一次他在这庄严的氛围中发言时所表现出的说服力是如此的深刻，我不禁再次为之动情。戴维卡迪纳尔爵士接着发了言，尽管我没听到他谈话的大部分内容，其发言本质上似乎更多的是法律上的，非常坦率地说，他的言辞深奥得我无法理解。

然而他的要旨似乎与勋爵阁下的很接近，在结束发言时，他呼吁终止德国的战争赔款，而且法国部队应从鲁尔地区撤军。然后那位德国女伯爵开始发言，而就在这时，出于某种我今天已无法回忆得起的原因，我不得不离开客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我返回时，客人们已展开了公开辩论，其讨论的内容大部分涉及到贸易和利率我都很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