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进香（第16/18页）

“雷菲克！”

他应声走进来，站在她身后约莫两三英尺处。

她脸上那副泰然自若的神情刹那间消失了。显然，她知道我们已经听说了古尔玛格村发生的事。

“这是……”她忸怩地说，“我的丈夫。”

在我想象中，雷菲克是一位心灵饱受煎熬、神情十分憔悴的音乐家，不料出现在我眼前的竟是一个身材中等、体格健壮、脸如满月、五官平板的家伙。我原本以为我会遇到一位目光炯炯神态傲慢的锡塔尔琴演奏家，没想到我看见的却是一个睡眼惺忪、畏畏缩缩的小伙子。瞧他那副德行，就像一个偷偷抽烟被当场逮住、慌忙把香烟藏在身后、悄悄把嘴里那口烟吞进肚里的少年。雷菲克是印度人，又是一位音乐家。我期望看到的是一头长发和一件袖子宽大的印度式白衬衫，而不是一颗小平头和一套印度裁缝店定做的黄褐色西装。

怎么看，雷菲克都不像是一个会通过锡塔尔琴向恋人倾诉衷曲的大情人。他只是一个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已经结婚的小伙子。可怜的雷菲克！他到克什米尔来只是想度个假，却莫名其妙讨了个美国老婆，把自己弄得疲累不堪，身上一文不名。以往我总是以为，激情是一种天赋，不是每一个人都拥有的。现在我却觉得它是一种奇妙而复杂的机缘，每个人一生中总会遭逢的。

雷菲克伸出手来，跟我紧紧一握——感觉上就像跟军人握手似的。接着，他把手伸进西装内襟口袋，掏出一支不怎么起眼的钢笔，以一种流畅的文书字体写下他的地址（如今，也是乐琳或齐诺比雅的地址了）。

“你们一定要来看我们！”她说，“哪天晚上有空，就来我们家吃晚饭吧。”

一转身，夫妻俩掀开门帘走出去了。从此以后，我再没遇见过雷菲克。

我们也该打包行李，离开克什米尔了。我们该向这个有两扇窗子、窗外有群山的旅馆房间说声再见了。湖畔的芦苇已经转变成黄褐色，每天下午，我们看见一艘艘运载着已经收割的芦苇的“施客啦”游船，航行在湖中的水道上。向日葵的梗茎变得十分粗大，成群鸟儿聚集在一堆乌黑的、被太阳晒焦的花瓣中，啄食种子。一天下午，花园中的向日葵全都被砍掉了，扎成一捆，丢弃在厨房门口。疮痍满目，整个花园暴晒在太阳下。向日葵的残株，看起来就像木材一样的发白。

一天黄昏，亚齐兹邀请我们到他家那栋高高矗立在湖中的砖房子里吃晚饭。他亲自撑船，送我们过去（船上载着一罐从旅馆带去的自来水，罐口覆盖着餐巾）。夜色迷蒙，“施客啦”游船上悬挂着一盏灯笼，静悄悄地沿着一条垂柳夹道的水路，朝亚齐兹的屋子荡过去。亚齐兹以古礼对待我们。恍惚间，我们仿佛走进了威尼斯水乡中。我们坐在楼上一个空荡荡的、家具全都被搬走、家人全都被赶出去的房间，但我们听得见门后有人在走动，讲悄悄话。亚齐兹跪在我们面前，陪我们聊天，但这个时候的亚齐兹不再是旅馆服务生，而是我们的主人——一个家道殷实、独立、认真而有主见的男人。妇女和小孩涌进房间时，亚齐兹在他们面前表现出来的面貌，却是一个负责顾家的男人。这栋房子的墙壁十分坚厚，黑黢黢的，感觉挺温暖舒适。墙上装设着一个个拱形壁龛，窗子很小。冬天，屋里摆个火盆，一家人围炉闲话家常。屋外，整个湖面都已经结冰了，冰层坚厚到可以让吉普车在上面驰骋。我们得赶在大雪降临斯利那加城之前离开克什米尔。

我们在旅馆吃完最后一顿晚餐后，巴特先生召集全体员工，参加“小费致赠典礼”。出席的员工包括亚齐兹、阿里·穆罕默德、厨子、园丁和打杂的小厮。在前几天举行的一场婚礼中，他们已经失望过一次。这次我不想再让他们失望——从他们脸上的笑意，我看得出来，他们相信在这个时代，依旧还有一些讲究格调、出手大方的客人。他们以优雅的伊斯兰教礼仪，领受我致赠的礼金和用打字机书写的感谢状，脸上一径微笑着。也许，他们只是表示礼貌而已，也许，他们已经学会如何应付吝啬的客人。但亚齐兹显然感到很满意。这一点，我看得出来：他故意装出满不在乎的模样，匆匆瞄一眼，二话不说，就把整沓钞票一股脑儿塞进口袋里，然后就板起脸孔开始干活，不断忙进忙出，仿佛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这一刻，对他来说，把餐厅布置整齐是他最重大的职责，远比领取小费重要得多。但我知道，一走出餐厅，他就会开始放松。他们全都会放松。那天傍晚，我走进厨房抽最后一口水烟时，我发现他们团聚在一起，一面欣赏我花费一番心血为打杂的小厮撰写的感谢状，一面哈哈笑个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