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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一次失去了时间感和空间感。但说不定他也和我一样，因为他转过身背朝着大海，一只手紧紧抓住皮帽子挡着风，神情凄凉地凝望起内陆的灯光来，对那些根本用不着怒目而视的东西怒目而视，时不时还举起硕大的拳头擦掉脸颊上被风吹出来的眼泪。

“怎么会有人想给荷兰当间谍？”我问他。

“很好，我就是打算给荷兰当间谍，”他不耐烦地回答道，仿佛是在迁就一个迂腐的学究，“所以我得找个厉害的内行，一个能守口如瓶的荷兰人。我知道以前你们荷兰人派来对付我们的特工是些什么货色，所以我物色人选时自然会非常挑剔。不过，你已经通过了测试。祝贺你。我选中了你。”

我觉得此时最好什么都别说。也许是因为我并不相信他。

“你手提箱暗藏的夹层里放着一叠波兰秘密文件，”他没精打采地接着说，“当然啦，在格但斯克机场海关你不会有什么麻烦。我已命令他们不要检查你的行李。按照他们的了解，你现在是我的情报员。到了法兰克福，你就在自家地盘上了。我只按照你的指示工作，不听命于其他任何人。下次见面定在五月五日，在柏林。我会去参加‘五一节’的庆祝活动，那是无产阶级光辉胜利的标志。”

他想再点一根烟，但风总是把火柴吹灭。于是他摘下帽子，在帽顶里把香烟点着，一张胖脸往香烟上凑，就像是在拿吸管喝水。

“你们的人肯定想知道我的动机是什么，”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接着说道，“告诉他们——”他突然间有点不知所措，把头缩进肩膀，转过脸来看着我，好像在请教我应该怎么跟白痴打交道，“告诉他们，我厌倦了。跟他们说我厌倦了这份工作。跟他们说共产党就是一帮骗子。他们本来也都知道，不过还是告诉他们吧。就说我是个天主教徒，是个犹太人、鞑靼人，他们想听什么就跟他们说什么。”

“他们可能想知道你为什么选择投靠荷兰人，”我说，“而不是去找美国人、法国人，或是其他随便什么人。”

他也考虑了一会儿，在黑暗中一口一口地抽着烟。“你们荷兰人里有不少优秀的情报员，”他沉吟道，“我跟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很熟悉。他们一直干得很好，直到那个狗杂种海顿来搅局。”他想到了一个主意，“跟他们说，我父亲曾是不列颠空战中的飞行员，”他说道，“在肯特上空被击落了。这么说他们肯定会很高兴。你知道肯特那地方吗？”

“一个荷兰人怎么会知道肯特呢？”我说。

如果我稍微软弱一点，我就会告诉他，在我们所谓的“友好”分居之前，梅布尔和我在坦布里奇维尔斯买了一栋房子。可是我没说，这样倒也好，因为总部后来核实耶日的故事的时候，发现他父亲从来没飞过比纸风筝更大的东西。几年之后我把这事告诉了耶日——那时候他对背信弃义的英国人的忠诚早已得到毫无疑问的证实——他只是笑了笑，说他父亲是个老糊涂，除了伏特加和土豆之外什么都不关心。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五年来，耶日一直是我从事间谍活动的秘密学校，但他对动机的不屑——尤其是对他自己的动机——始终没减少一分。他说，我们这帮傻瓜首先会去做我们想做的事，做过之后才四处去寻找这么做的理由。所有人对他来说都是傻瓜，我们这些间谍则是最大的傻瓜。

一开始我怀疑他当间谍是为了报复，还引着他说出上层有哪些人可能没把他当回事。他痛恨所有人，最恨的就是他自己。

后来我觉得他当间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他那愤世嫉俗的态度只是为了掩饰人到中年后才发现的更崇高的追求。可是当我试图用自己的诡计来打消他的愤世嫉俗的时候——“是为了你的家人，耶日，是为了你母亲，耶日。承认吧，当了爷爷之后你自豪得不得了。”——结果我发现下面还埋藏着更多的愤世嫉俗。耶日反驳说，他对我说的这些一点感觉都没有。他反驳时冷若冰霜的态度让我得出结论，他的确像自己说的那样，痛恨整个人类。他的残暴，也许还有他的背叛，都只不过在表达这种憎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