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第10/27页）

有天晚上，他很晚被叫回医院做一个紧急阑尾切除手术。年轻病人名叫艾米·盖斯科依格尼。

“艾米，爱蜜，爱慕。”他仔细擦洗手和胳膊，喃喃自语。

站在旁边水池前的护士长听惯了这个外科医生的背诵，笑着问这一句是从哪首诗来的。他们正走进外科手术室，多里戈·埃文斯意识到，这是几年来他第一次有意识地想起艾米。

“我忘了。”他说。

他从太阳那儿偷取到光，落到地球上。有一刻，他不得不从手术桌前离开，让自己镇定一下，这样，组里的其他人就不会看到他的手术刀在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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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些年，多里戈·埃文斯恢复了跟他哥哥汤姆的联系。他从中找到了针对他孤独的某种安慰，在其他情形下，他总感到这种孤独，即使跟艾拉和孩子们在一起，特别是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在跟汤姆一起度过的时间里，他发现了有时兄弟姐妹间那种很特殊的亲密无间，他们先是一个月通一次电话，过了一段时间，变成每年隆冬之际到悉尼看望，接下来，随着声望日长，他去悉尼更经常了。这是一种彼此相伴的宽舒自在，大部分事都能不诉诸言表，尴尬和口误可以忽略不计——一个神奇难解、彼此共有的灵魂，对这灵魂奇怪的感应能通过最琐屑的闲谈表达出来。除了血缘关系，他们几乎没有共同点，但跟汤姆在一起，多里戈·埃文斯越来越觉得他只是一个更宏大整体的一个方面，他哥哥是这整体中某个跟他不同但不可或缺的部分，他们的会面不是对自我的肯定，更是自我在彼此间的消解，这让他们感到惬意。

他们的父亲比母亲只多活了几年，一九三六年死于心肌梗塞，作为七个孩子中最小的，多里戈跟哥哥姐姐几乎没来往，他们在大萧条到来前的那几年四散到澳大利亚各地找工作。四个姐姐去了维多利亚省西部地区的毛纺厂，他从没真的了解过她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她们被生活压垮，相继去世，他出席了葬礼。他把她们的孩子和丈夫看作陌生人，但他们来找他，他还是每个人都帮。他们中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马西，他一个人供养了他十多年，而他一九六二年在墨尔本死于未确诊的癌症。他最大的哥哥阿尔伯特在昆斯兰顶北部找到砍甘蔗的工作，一九五六年死在那儿制糖厂的爆炸事故中。汤姆几经周折在悉尼落脚，结了婚，但没孩子，在雷德范火车场的众多庞大车间里当工人，退休后把时间用在照看他在巴尔梅恩区房子后院里的蔬菜和在当地酒吧玩投镖。

一九六七年二月，艾拉规划了一个长达一周的假期，要带孩子到塔斯马尼亚去，住在最近跟丈夫一起搬到那儿的她姐姐家。这些被设计好的假期全没有多里戈的参与，在作为他们共同生活中幸福时刻的幌子下，这其实是他们作为家庭的最后遗迹。艾拉把它们制定出来，他表示赞同，他们都把假期看作一种纠错的惩治形式，对它们感到厌憎，这被称为“与家人共度的时光”。

就在他们要飞往霍巴特的那个星期六，他接到电话说他哥哥汤姆突发心肌梗塞，这引起他混杂的感情。一方面令他不安，另一方面又让他有充分理由躲开在塔斯马尼亚的最初一两天。他设法当晚飞到悉尼，但周日汤姆用了太大量的镇定剂，讲话含混不清。直到星期一，多里戈才能较长时间同他谈话。

汤姆告诉他怎样在肯特酒店突发心肌梗塞，一头栽倒，刚好在要甩出一支正中靶心投镖的时候。

“正中靶心？”

“把它带在包里呢，”汤姆说，“这么离开酒店怪不好意思，真是。躺在地上一汪尿里头，还戴手套拿一支投镖。我情愿在没那么多人的地方，比方在西红柿垄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