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第19/26页）

中村看着棋盘，但他脑子里想的不再跟棋局有关。

“我记得那时我为自己在那儿感到骄傲。”佐藤说。

在中村听来，佐藤说的一字一句都完全合情合理。说到底，同样的论证——在不同情况下被设计得不同——也控制了他整个的成年生活。尽管他没细想过，但佐藤讲的事有他熟知的程式和规律，它们使中村再次确信，即使石村教授不用麻醉药，他的做法也合乎常规，合乎道德。

“美国人还不反抗，”佐藤接着说，“他做梦也想不到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石山教授动手前，我们所有人向病人鞠一躬，就像是一例常规手术。也许这又让他安心了。石山教授首先切进他的腹部，把肝脏切去一部分，然后，把伤口缝合。下一步，他割掉胆囊和一部分胃。刚开始，美国人看上去是一个聪明有活力的年轻人，然后就变得衰老、虚弱。他的嘴被堵住，但他很快连喊都不喊了。最后，石山教授割掉他的心脏。心脏还在跳。他把它放在秤上，计量针在抖动。”

佐藤的故事淹没了中村，像涨水的河淹没堆积着大石块、突出地面的岩床。水在他的四周缓缓流动，在他的身上冲刷，最后淹没了他。但他的内心一无所动。尽管这故事说明美国人讲的是真的，而他中村错了，但在中村看来，这件事发生的理由再合理不过，以至于他觉得把活着而且意识完全清醒的人切开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这件事让我感觉很奇怪，但刚开始，我并没想太多，”佐藤继续讲，“说到底，这是战争。但在接下来的几天，又有几例对其他飞行员进行的另类操作：把一个飞行员的胸腔隔扇打开，把另一个飞行员的脸部神经末梢切断。在我做帮手的最后一例中，他们在那军人的颅骨上钻了四个孔，将一把刀插入脑髓，看会发生什么。”

他们是在为医院员工修建的小花园里下棋的。正是春天，在佐藤讲话的间歇，中村能听见夜晚早间的鸟声。一棵枫树把阳光将逝前长长的射线变成了光影交错、明灭闪烁的丝丝缕缕的光线。

“石山教授战后在狱中上吊了，”佐藤说，“他们抓到别的一些人，判他们死刑，接着给他们减刑，最终把他们全放了。有一段时间，我想我或许也会受审，但如今，那样的日子早过去了。美国人希望它被忘掉，我们也同样。”

佐藤把他原先在看的报纸推到中村面前。

他指着一篇带照片的短文，讲的是内藤良一先生的慈善事业，他创立了日本血液银行，血液银行是经营血液买卖很成功的一家公司。“我有些同事在伪满洲国跟他共过事。我们最优秀的科学家在伪满洲国从事过类似工作，内藤先生是他们的领导之一。活体解剖。还有许多别的事。在俘虏身上实验生化武器，炭疽病菌，还有鼠疫菌。有人告诉我，在俘虏身上实验火焰喷射器和手雷。这是一个庞大的战争机制，有来自政府最高层的支持。内藤先生现在是一个很受尊敬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政府和美国人都不想把过去倒腾出来。美国人对我们的生化武器研究感兴趣，这有利于他们准备对苏作战。我们用中国人做生化武器实验，他们想用在韩国人身上。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运气不好或者是个无关紧要角色，你就被吊死，要么你是韩国人，但美国人现在想做交易。”

“我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中村说。

佐藤没作出回应。在他作为人的最深处，中村觉得他跟全体日本人一样，是受害者，是的——他、郁子、他被处决的同伴、日本国本身。这个看法基于情感，解释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甚至他的悲惨生涯——机密和规避、伪造身份、与他人之间越来越大的距离。但佐藤的故事让他激动起来，其中仿佛有一个恢弘自由的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