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罪（第3/15页）

从阅读中获得的广博知识使伊利亚德成为一个渊博如百科全书的人，这使他成为编辑《宗教百科全书》的理想人选。他在学术方面的创造力是不同寻常的。

既然在他看来，书和生活之间有一种神奇的联系，那么他的死亡与书的被毁之间也有了奇怪的关系。他记录了1979年7月21日的一个梦，里面有很多典型的超现实主义元素：复印店里一位优雅的男士，被一群怪异的小动物围绕着，手稿被缩成了三明治，老鼠不停地吃着，作者惊恐万分。这个噩梦成了现实，或者说至少在1985年12月19日的那场神秘大火中得到了应验，在他去世前四个月，那场大火烧毁了他在芝加哥米德威尔·兰宝宗教学院办公室里的藏书。梦想和现实汇聚成一个沉重的警告：末日即将来临了。伊利亚德描写着刺耳的电话铃声、恐惧、消防员和淹没了他办公室的水。面对灾难，一个在寒夜里惊恐万状的老人，他的身体因为年迈和疾病变得非常瘦小，这就是他悲剧的结局。

正如多尼格所说的[7]，伊利亚德很可能认为他的作品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但是，他认为他的人生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从他所发表的大量回忆录和日志可以看出。他并不是有些人想象中的那种学者，用书籍围起一道不可逾越的墙壁把自己和真实的世界隔开。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伊利亚德坚持用罗马尼亚语写作他的文学作品和回忆录。他与罗马尼亚语言和文化以及那些生活在国内外的罗马尼亚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是到了晚年，他还是与无数罗马尼亚人保持着联系，其中有志趣相投的思想家，有共产党官员，有喜欢他作品的崇拜者和学生，有朋友和亲属，甚至还有彻底的陌生人），这反映出他一种持久的兴趣，更反映出一种深深的眷念。伊利亚德一生中一大半的时间在国外度过并用其他语言写作，他晚年用母语写作的举动就显得更加意味深长了。

从他前后各卷日志中与罗马尼亚和罗马尼亚主义[8]之间保持的关系来看，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种深深的眷念，这个事实应该得到关注：他代表了一种典型个案，对于罗马尼亚文化生活甚至未来罗马尼亚的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他的一生中，也许尤其是在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伊利亚德不断地思考着他与那个虽已离开却从未忘怀的国家之间的关系。1984年10月10日，伊利亚德以难得的坦诚这样写道：“我经常想，如果不是因为那幸运的罪：我对艾奈斯库的崇拜以及因此带来的不幸后果（1935—1940），如果我作为一个教授和作家仍然留在祖国，我会受到怎样的折磨。”[9]几乎完全相同的想法不断出现在日志的最后部分：“如果没有那幸运的罪（成为艾奈斯库的追随者），我可能会留在祖国。我最好的结局可能是在监狱里死于肺结核。”[10]（1985年8月29日）伊利亚德作为一个伟大的宗教学者，很可能引用的是神学家奥古斯丁的话：哦，幸运的罪，你是我伟大的救世主。

如果我们认为伊利亚德对铁卫团的支持者——艾奈斯库的崇拜会成为战后共产党逮捕他的唯一理由，尽管这可以成为一个充分的理由，我们还是想得太天真了。如果需要一个借口（成千上万的人在没有借口的情况下被逮捕了），铁卫团上升时期关于伊利亚德的报道可以提供很多这样的借口，那时的左翼报纸把他叫作“法西斯分子”和“铁卫团卫士”。[11]其他很多严重的罪名也完全可以成立：他对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攻击、他和左翼报纸的争执、他对西班牙内战中“烈士”的无比崇拜（当然是那些为佛朗哥而战的人）。[12]他对葡萄牙独裁者萨拉查的大加赞扬性质也非常严重，他把萨拉查看作独裁者安东内斯库的“榜样”[13]，伊利亚德于1942年写作并出版了关于萨拉查的书，当时他在里斯本的罗马尼亚公使馆工作——这个职位本身就足以成为一个罪名。如果共产党政权想要对他进行严厉的惩罚，他的档案会堆积成山。针对左翼报纸不断指责伊利亚德是法西斯主义，瑞克兹这样写道：“在某种意义上，虽然那些伊利亚德的批评者很不公平，他们比他自己更清楚地看到了他思想的方向。”[14]1940年包括艾内斯库在内的铁卫团运动领导人纷纷被逮捕，而伊利亚德逃过了这一劫，难以置信的是，同样的奇迹又在共产党政权那里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