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费里尼[1]文章有感（第9/13页）

我们不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就可以想象那种可恶又可怕的状态，它让人精疲力竭，让人痛苦不堪，最终只能去找心理医生。当然，心理医生们都知道，这种病正在全社会蔓延开来，但是每个病人的病情都不相同，必须认真对待和治疗。

傻瓜奥古斯特不再是仅仅表演滑稽戏，他自己已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幻觉和现实之间的界限开始消失，这真是一种危险的境况。起初只是稍稍地“模仿”，到最后就变成了真正的精神病状。

在极权统治的马戏团里，不论医生还是病人都无法判断出谁在装病，于是心理诊所的候诊室就成了人们躲避、祈祷和伪装的避难所。这些候诊室成为“合法的”藏身之处，让人远离那肮脏的舞台，以及那些谎言和惩罚，还有每日的苦痛。

既然精神压制曾经是国家用来对付“不良分子”的武器，把这种可以摧毁你的最简单的武器拱手交给国家似乎是不明智的。我本来就不是他们眼中的“良民”，那时不是，以后也不是，所以……我在心理医生办公室里的耐心等待终于给我带来了“解放”和“胜利”：我被宣布不适合工作。每年一次体检的侮辱让我免受了生活中其他无数次的侮辱。如果那个真正有病的人（是他让整个国家处于病态之中）决定引退，不论是因为明显的“健康原因”还是年龄原因——这两点都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我就可以“康复”了。而事实是，我是那个遭受苦痛的人，小丑的照片从每个街道的角落盯着我，让我不得不一天天加大用药的剂量。于是，最后，我也染上了他的病症。从这种奇怪的角色颠倒中，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疯子是如何把他的精神分裂症强加给所有人民的。

在这种界限模糊的情况下，唯一变得清晰的是角色阐释者和角色本身之间的本质区别，角色的阐释者可以表现所有疾病共同的病症，而角色只能是他自己。

白脸小丑代表的只是荒谬的权威，奥古斯特只代表对抗、嘲笑和痛苦吗？“一旦我们妥协，报以久经训练的敬礼，白脸小丑（法西斯分子）就会把我们变成和他们类似的小丑。”费里尼这样说。

若干年前，在我发表《傻瓜奥古斯特的学徒期》后，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你过于严肃，太拘泥于道德，你不够有趣，傻瓜奥古斯特的形象完全与你不相符。”我把傻瓜奥古斯特当作一种自传的表现，这种认同不仅仅是因为我想远离现实，或是孤独和脆弱，也不仅仅是为了表达我的反叛，我认同他是因为我对人们的痛苦感同身受。

那个丑恶的小丑渐渐将被奴役民族的仇恨变成了麻木和绝望。在这种悲哀的绝望中，奥古斯特的笑声和眼泪在他同样遭受痛苦的同伴那里引起了巨大的共鸣。

恐怖状态下的生存会扭曲你的理解和感受力，经常让你做出危险而牵强的联想。不论过了多久，离得多远，你都无法让自己摆脱那种黑色的记忆。

1988年的夏天，在华盛顿，我目睹了总统大选的好戏，这让我想起了“那里”的小丑。演员当总统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又有其他的新“演员”来竞选总统。这种幼稚而庸俗的竞争只会让流亡的奥古斯特心里对人类产生非常悲观的看法。任何来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摆脱对“另一种”乌托邦的幻想。虽然种种失望和不如意让人烦恼，虽然新的副总统奎尔奇怪地让我联想到20世纪50年代地方小镇上信仰斯大林主义的文书而不是上镜的罗伯特·雷福德[10]，我的恐惧仍然停留在很远的那个地方。

只有在那里，费里尼的文章才会让我产生那种孩子般的幸灾乐祸。即使我透过费里尼的视线审视美国的竞选，我心里想的仍然是很远的那个地方。这也许是因为容格尔的话只适用于民主制度，不论是老的还是新的，在民主制度里，你仍然可以选择不去理睬那些政治闹剧，或者至少不让它们占据你生活的中心。但是，如果荒谬控制了人们的生活，永无休止地折磨着每个人，缓慢而无情地摧残着他们，那么容格尔的话就无法适用了。荒谬的不仅仅是“其他”，而是全部，你无法忽视它，因为它不放过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