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家人好（第5/14页）

可我还是按说要每天八个钟头为合众社苦心撰稿，乘地铁，留意我在街上到底往哪里走，没过多久就会发现，你先是得活着，然后才能做这种事。

有天晚上我到家时，发现我妈妈几乎压抑不住为什么事情而快乐，得跟我说说。有一阵子，我看着她的脸，心里涌上了不合理的希望，还以为好消息也许是她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但不是这样。

“钢笔与画笔”俱乐部要举办一次晚会，她说，然后是开派对。这个俱乐部的每类成员都要唱首幽默歌曲或者演个小品什么的，她被选中代表雕塑家那群人出节目。

当时收音机上在播一首愚蠢的广告歌，给香蕉做广告。一个带着南美口音的女孩会出来按照拉丁风格的节奏唱道：

我是奇基塔香蕉，我——专门来提一提

香蕉长熟得以某种方式……

下面是我妈妈的戏仿，是为了逗乐“钢笔与画笔”俱乐部的女士，她两眼放光，在我们那个破旧家里的地板上，她敏捷地小幅度跳来跳去表演给我看：

噢，我们是雕塑家，我们——专门来提一提

你们对待雕塑家得以某种方式……

她当时五十七岁，我经常想到她疯了——自从我记事起，就一直有人说她疯了——但是我想必定是那天晚上，要么是后来没过多久，我决定脱身。

我从银行借了三百块钱给了我妈妈，解释说全部由我来还，并费了好一番口舌告诉她，她得自力更生了。

然后我赶快去了艾琳的住处——赶快，好像是害怕“别的男的”也许会先到——问她愿不愿意马上嫁给我，她说愿意。

“我们俩挺滑稽的，”她后来说。“我们一点都不像，我们事实上共同兴趣什么的一点都没有，可是当然有种——化学的亲和力，不是吗。”

“是啊。”

好像单单凭着化学亲和力，在格林威治村边上邻近码头安静地方的一间破旧公寓里，我们挨过了一九四八年的夏天。

有时，我妈妈会又是低声下气、又是迫切地向我借二十块、十块或者五块钱，直到我和艾琳开始害怕电话响。后来没过多久，她开始接近自力更生。她当时在以打零工方式，给百货商店做人体模型的头部，在家里工作——至少不再受雇于哪间工厂——可是她想让我知道她也许很快就会有一件好得多的事。她打听到全国女艺术家协会准备请一个人负责办公室以及公关事务。那样的工作不是很棒吗？没有要求这人得会打字，真是走运，但问题是她们很可能想让她做一段时间志愿者，然后才给她开工资。如果她得几个月时间在那里全职工作而没有钱拿，她又怎么去制作人体模特的头部？到头来事情总是不会圆满，那不算讽刺吗？

没错。

那年秋天晚些时候，我被合众社炒掉了，因为总体上的不称职，我想，不过在寥寥几句亲切的炒人谈话中，没有提到这个词。接下来紧张地过了几个星期，直到我在一份工会报纸那里找到一份工作。后来春天时，雷明顿·兰德公司雇用了我，在那个玻璃围起来的乏味的小格子间里，我跟丹·罗森塔尔一起偷懒、聊天的阶段就开始了。

我一旦认识到不能跟他讲太多关于我自己的事，我们就相处得挺好。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是要取得并维持他的好看法。

他说的话有很多是关于他的家庭。他跟我说他的爸爸是个男装制衣业中的裁衣工，“在自学方面，做出了很多成绩”，可是接着又说：“哈，妈的，说这种话，根本免不了会贬低那个人。你心里会形成一幅画面，一个滑稽的小个子整天趴在一台机器前面，然后整晚谈论克尔凯郭尔。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知道吗？如果你跟某个人关系亲密，如果你爱一个人，你想解释，却只会让自己大出洋相。我说起我妈妈时，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