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19/20页）

“艾拉和那把铲子。因为那把铲子而强加在他自己身上的，”默里说道，“向他自己索取的、要求的一切。那些坏念头和天真的梦想。他所有的浪漫史。他热爱去做一位他不知如何去做的人。他从没找到他的生活，内森。他处处都找过了——在锌矿，唱片厂，软糖厂，工会里，激进政治活动里，广播剧表演，煽动闹事，无产阶级生活，中产阶级生活，婚姻，私情里，蛮荒状态里，文明社会里。哪里都找不到。伊夫不是嫁给了共产党人；她是嫁给了终生渴望得到自己生活的人。这就是让他愤怒困惑并毁了他的：他永远也建不起一份合宜的生活。这个人的努力都是巨大的错误。可是错误总会显露的，不是吗?”

“全是错，”我说。“你在跟我说的不就是这个吗?只有错。这世界的实质即是如此。没有人找得到他的生活。这就是生活。”

“听着。我不想越界。我不是跟你说我是赞成还是反对。我只要你来凤凰城看我的时候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你的孤独，”他说。“我记得最初，就是这位很热情的孩子如此期待参与生活。如今他六十五岁，一人独自住在森林中。看到你如此远离尘世我很惊讶。你生活的这种方式很遁世。你这种修道生活只缺个唤你去静思的铃声了。很抱歉，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你在我看来还是个年轻人呢，太年轻了，不该待在那里。你在抵挡什么呢?到底发生过什么?”

现在是我笑他了，因之我又觉得自己实在了，独立于一切，为之鼓舞，唤出了体内的遁世者，“我用心听了你的故事，这就是发生过的。再见，林戈尔德先生！”

“再见。”

我回来时，露台上亚香茅蜡烛还在铝桶里亮着，橘黄色的月亮映出低矮的房顶，除了一缕朦胧的月光，只有借着这一小盆火才看得见我的房子。我下了车，朝房子走去，火苗拉长了摇曳着，让我忆起收音机上的指示板——不比钟面大，小小的黑色数字下面泛着成熟的香蕉皮的色泽——我和弟弟不听父母的话，十点多了还没睡，听我们最喜欢的广播节目，黑暗的卧室中只看得见收音机上的指示板。我们两个躺在成对的单人床上，中间的床头柜上威风凛凛站着大教堂形状的小菲尔克牌收音机，父亲给客厅里买了爱默森牌落地式收音机后，我们就得了这台机子。收音机的音量调到了最低，但仍对我们的耳朵有着最强的吸引力。

我吹熄芳香的烛火，在露台的睡椅上躺下，体会到在夏夜的黑暗中倾听隐约可见的默里讲话，就像孩提时在卧室里听收音机，那时的我满怀壮志，要将我所有未经考验的信仰化身在故事中，在全国播出，以此来改变这世界。默里即是那收音机：发自虚无之处的声音，控制了内在的一切，故事盘旋徘徊，在空中漂浮，钻进耳朵，闭上眼那场面也清晰可见，回想过去遭遇的头脑，化作无边的星球，以之为舞台，容纳一切同族人。聆听竟可以如此深入内心！仅仅凭听来，就可以了解。有耳朵能聆听是多么神圣！仅仅凭着静坐在黑暗中倾听，就被猛力带入了一个人生活中最深层的各种错误之中，难道这至少不可算是个半神圣的现象吗?

破晓前我一直待在露台上，躺在睡椅上，抬头望着星星。我一个人在这里的第一年，自己学会了辨认星体，主要的星体，星群，主要古老星象的布局，借着塞在《纽约时报》星期日版第二栏一角的天文观察者的地图，绘制了它们轨道的运转规律图。不久，那一大堆报纸图片里我就只看这个了。我撕下标着“天文观察”的内含两栏的文章——在说明文字的上方，天球地平圈为一个圆形所环绕，精确显示下一周晚上十点钟星座的位置——把四磅重的其他东西都扔掉。不久我连日报也丢了；不久我扔掉了一切我不再愿意应付的东西，除了生活和工作所需之外的一切东西。我尽力从过去可能就连在我看来也是不太够的东西那里获得完全和丰盈，只是热烈地寓于词性之中。